宋代文學
(西元960——1279年)


《陳與義和南渡初期詩人》

第三節:陳與義和南渡初期詩人

  南渡初期,由於民族矛盾的劇烈,愛國思想也是詩壇上的主要傾向。雖然江西詩派的影響還彌漫一時,但面對這一時代的巨變,詩人們已能突破它的束縛,進而從內容上汲取杜詩的愛國精神,寫出一些較好的作品。

  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北宋徽宗時,他做過太學博士、符寶郎,後謫監陳留酒稅。靖康之難,金人入汴,他自陳留避亂南奔,經商水、襄陽至湖南,轉徒岳陽、長沙、衡陽間。高宗紹興元年,複經廣東、福建抵臨安,任吏部侍郎,累官至參知政事。

  陳與義是南北宋之交傑出的詩人,也是江西詩派後期的代表作家。和黃庭堅、陳師道一樣,他也尊杜學杜。但在南渡以前,他對黃、陳學杜的偏差還不能有所察覺和糾正,寫了不少表現個人生活情趣的流連光景之作。如以“紅綠扶春上遠林”寫春光,以“一涼恩到骨”寫秋雨,以“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寫池水,以“牆頭語鵲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寫新晴,雖清新可喜,但也表現了詩人對現實的冷漠,而這正是江西詩派的共同傾向。

  南渡以後,國破家亡,顛沛流離,他比較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激發了他的愛國感情,對於杜詩的精神實質也有了深入的體會,所以他說:“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避虜入南山》)!並認識到“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為,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矣”(《簡齋詩集引》)。從此,他的詩風才有了轉變,趨向沈鬱悲壯,寫了不少感懷家國的詩篇。有的痛恨金人的侵擾,慨歎國中之無人,以至皇帝也到處逃竄,如《次韻尹潛感懷》:

  胡兒又看繞淮春,歎息猶?國有人?可使翠華周宇縣?誰持白羽靜風塵?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共說金陵龍虎氣,放臣迷路感煙津。

  有的則追咎北宋末年朝臣的誤國,對宋高宗的只知一味逃跑也給予幽默而辛辣的諷刺。如《傷春》:

  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史言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常州,高宗“航海避兵”;又次年二月,金人攻長沙,向子甄“率軍民死守”,便是這首詩所反映的史實。這些詩,蒼涼悲壯,從思想風格到句法聲調,都很象杜甫的《諸將》,楊萬里說他“詩風已上少陵壇”(《跋陳簡齋奏章》),是不錯的。此外,如《感事》、《牡丹》等也都是傷時撫事之作。但由於詩人並沒有完全改變對社會現實的消極態度,同時也沒有象杜甫那樣深入廣泛地接近人民,因而他的愛國詩篇為數並不多,也不及杜甫的深刻、沈摯,且多缺乏積極奮發和為國犧牲的精神。但在當時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曾幾(1084—1166),字吉甫,江西贛縣人。徽宗時,作過校書郎。高宗時,歷任江西、浙灑提刑。紹興八年,因與兄曾開力排和議,忤秦檜,罷官,寓居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秦檜死後,複為秘書少監。曾幾是陸遊所師事的愛國詩人,他在贈陸遊的詩中曾說:“問我居家誰暖眼?為言憂國只寒心!”陸遊在《跋曾文清公奏議稿》中也說:“紹興末,先生居會稽禹為精舍,某自敕局歸,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時先生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為憂,憂國而已!”可見他的為人和對陸遊的影響。在詩歌上,他最推重杜甫,但同時也推重黃庭堅。他說:“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燈傳。”又說:“老杜詩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他和年輩較長的江西派詩人韓駒、呂本中也有師友的關係。但他並沒有墨守江西詩派那套理論。他也講句法,但不流於生硬;也好用事,但力避冷僻,所以他的詩,風格大都明快活潑。他南渡後寫的一些關心國事的七言律詩也具有這種特色。如《寓居吳興》:

  相對真成泣楚囚,遂無末策到神州。但知繞樹如飛鵲,不解營巢似拙鳩。江北江南猶斷絕,秋風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荊州夢,落日孤雲始欲愁。

  詩的主題和陳與義的《傷春》正複相似,也是憤慨朝中無人,統治者只知一味逃跑的,但藝術表現上不及《傷春》的渾成。他還有一些關心人民生活的詩,《蘇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蘇,喜而有作》一首寫得最真摯、酣暢:

  一夕驕陽轉作霖,夢回涼冷潤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濕,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應秀色,五更桐葉最佳音。無田似我猶欣舞,何況田間望歲心!

  三四化用杜句,十分自然。秋雨梧桐,一般都覺得愁人,作者卻說是最美妙的聲音,這也表明了他對人民的關切心情。孝宗隆興元年,詩人已八十歲,這年中秋賞月,他還唱出了這樣悲憤的詩句:“涼月風光三夜好,老夫懷抱一生休!”“京洛胡塵滿人眼,不知能似浙江不為”(《癸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月色皆佳》)可見他始終不忘恢復中原。這種愛國精神顯然也教育了陸遊。

  和陳與義一樣,他對山林丘壑也有著濃厚的興趣,甚至在逃難中還說:“不因深避地,何得飽看山?”因此,他寫得更多的還是流連光景的閒適詩,如《三衢道中》等。趙庚父評他的詩“新于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梅間詩話》),主要是就這類作品的風格說的。

  

  陳、曾以外,南渡初期,還有不少詩人寫了一些抒發愛國情思和反映動亂現實的作品。如呂本中的《兵亂後雜詩》、劉子惲的《汴京紀事》等。而王庭圭的《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七律二首,尤富有戰鬥性。錄第二首如下:

  大廈原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這兩首詩痛斥賣國權奸,甚至把他們比作“虎豹”(第一首),為小人告發,流放夜郎,這時他已是七十歲了。由於這兩首詩表現了廣大人民的愛國意志,因而“人爭傳誦,一日滿四海”(楊萬里《王叔雅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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