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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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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銓、陳亮、葉適及其他散文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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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胡銓、陳亮、葉適及其他散文家 北宋的古文運動，經過“宣政之末”的一度低沈，到南宋繼續發生廣泛的影響。以奇句單行為特徵的歐曾王蘇的古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和無施不可的應用工具，因而產生了“散句”或“散文”的概念(注：葉適《水心集·播芳集序》：“昔人謂……黃魯直短於散句”；羅大經《鶴林玉露·文章有體》條：“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南渡前後，民族危機嚴重，抗金愛國成為詩詞等文學作品的重要主題，散文更成為打擊投降派、力主報仇雪恥的直接武器。在北宋諸大家的影響下，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對現實政治的深刻認識和鮮明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 胡銓(1102—1180)，字邦衡，號澹庵，廬陵薌城(江西吉安縣南)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進士；紹興七年(1137)為樞密院編修官。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銓憤而上書，直斥統治者“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並決然表示“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斷三人頭竿之槁街”；主張“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這篇《戊午上高宗封事》義正辭嚴，不僅使“當日奸諛皆膽落”(王庭圭《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而且也鼓舞了廣大人民抗敵愛國的鬥爭力量，使“勇者服，怯者奮”(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自學士文人“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士，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北庭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同上)!它是南宋初年廣大人民痛恨統治集團的屈膝投降，要求報仇雪恥、挽救民族危亡情緒的集中反映。由於這一篇封事，胡銓被貶官到許多地方，最後到海南島，直至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後，始得內移衡州。“朱崖萬里海為鄉，百煉不屈剛為腸”(王庭圭《胡邦衡移衡州，……》)，胡銓和南宋投降派的英勇鬥爭是百折不撓、堅持到底的。孝宗即位後，他有《上孝宗論兵書》，建議統治者“堅持前日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又有《上孝宗封事》，指出“自靖康始，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而“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只是由於偷懦、苟安和附會。胡銓的這些上書，議論慷慨正大，語言明達條暢，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作為政論家，陳亮(1143—1193)更有名。亮字同甫，浙江永康人。他十八九歲時，即有抗金救國、奔走四方之志，好言“霸王大略，兵機利害”；“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為，著《酌古論》”，名聞朝廷。淳熙五年(1178)，他接連“上孝宗皇帝”三書；十五年，又上第四書。最著名的是第一書。他根據“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的歷史教訓，指出南宋小朝廷絕不可能“安坐而久系”；建議統治者應“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並運用兵機“奇變”，建立攻守據點，“開今日大有為之略”，“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以圖報仇雪恥，恢復中原。他憤慨地說：“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說：“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這對當時那些空談無用、醉生夢死的士大夫，真是當頭一棒。但陳亮的反復陳詞，由於當權的投降派的阻撓，不僅沒有發生任何實際效果，而且“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葉適《龍川集序》)。光宗紹熙四年始登進士第，得任建康府僉判，未至官而卒。“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及第謝恩……》)，他終身只是以“布衣”而縱論天下事。在長期的政論文的寫作中，他的體會是：“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為”(《書作論法後》)。所謂“意與理”，也就是他對歷史興廢和現實鬥爭的認識和主張，根本和當時理學家一套空談性命的學說不同。他的政論文，確能以“意與理”為基礎，體不詭異，詞不險怪，宏富典麗，表現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文風。
葉適(1150—1223)，字正則，浙江永嘉人。他出身於“貧匱三世”的家庭，自稱“少曾讀書，頗涉治亂”，“獨有憂世之心”(《上西府書》)。淳熙五年中進士，歷任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但未得重用。開禧三年，被劾歸鄉里後，“研玩群書”，經十六年，乃成《習學記言》一部有系統的、以經史百家為條目的哲學著作。他繼承並發展了永嘉學派進步的思想傳統，對唯心主義的理學和心學進行了尖銳的鬥爭，成為獨立一派的唯物主義思想家。這就是全祖望所說“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齒齒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水心學案上》)的實際。他也是一個比陳亮更為實際的愛國者和政治家。從二十五歲“上西府書”到五十八歲罷官歸鄉里的三十四年間，他和陳亮一樣，曾不斷地向統治者上書。淳熙十五年，他的《上孝宗皇帝劄子》最有代表意義的一篇。在這裏，他首先肯定“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複”是統治者“一大事”，是“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然後根據敵我情況的分析，指出敵人並不是真正強大難攻和不可攻，根本問題在於“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具體地說，“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任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因此，上下背謬，習以成風，“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偷。……公卿大夫私竊告語，鹹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最後他認為這些難和不可，並不是真難真不可，關鍵在統治者是否決心伸張“大義”，即報仇複國，力圖振作。他說如果“不義既立”，則一切所謂難和不可，“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之半必複，不越此矣”!這篇上書，表現了作者堅強的愛國主義的感情和意志，也表現了作者指陳弊政、建議改革、進行備戰的實際精神。後來他的《上光宗皇帝劄子》(紹熙元年)和《上甯宗皇帝劄子》(開禧二年)等，也都是同一精神的表現。葉適的散文，“在南宋卓然為一大宗”(《四庫提要》)。他的政論文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們大抵以經史之學為基礎，並能從實際出發，提出政見，分析細密而有條理，語言簡樸而厚重有力。此外，他還寫了許多“記”和“碑版之作”，特別是後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同上)。他認為“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贈薛子長》)；又以為“出奇吐穎，何地無材為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類比之習，徒為陵肆之資”(《題陳壽老文集後》)：這種重視文章的社會作用，要求取材于現實生活，反對類比古人的主張，顯然有進步意義。 南宋時代還出現了大量的筆記雜文。北宋古文家如歐蘇等都在長篇大論之外，寫過一些筆記小文。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到了南宋，許多作者寫筆記，已經不再是叢殘瑣記，而是一種著作形式。凡讀書心得，生活瑣事，世情風習，風景名勝，朝政掌故，歷史傳說，名人軼事等等，無所不包，一筆再筆。著名的如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麈錄》等。特別是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它評論藝文，褒貶人物，指責弊政，往往別具識見，言簡意賅，發人深思。如《論菜》雲：“真西山論菜雲：‘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著墨不多，語重心長，反映了南宋時代尖銳的階級矛盾。又康與之《昨夢錄》，多記奇異事物或故事，其一記北宋末年楊氏兄弟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引入洞穴，別見一個“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的理想世界，極似《桃花源記》，這是南渡前後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端尖銳的現實條件下，一部分遠離現實的士大夫看不見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幻想出來的農業社會主義。這種幻想雖然和當時廣大階層的抗金救國以及農民的起義反抗背道而馳；但它也是尖銳的階級矛盾以及廣大人民在亂離之際一種善良的願望的反映。方勺《泊宅編》多記北宋朝野人物舊聞，其中關於方臘起義的記載，雖不免有所歪曲和誣衊，但它記錄見聞，首尾具在，方臘揭露統治階級殘酷剝削人民、媚敵求和的一段，尤其淋漓盡致： 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丞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我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為如何?”皆憤憤曰：“唯命!” 這些故事或見聞，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士大夫的面貌和人民的反抗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