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文學 |
|
|
|
《陸遊的生平》 |
|
第一節：陸遊的生平 陸遊(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浙江紹興)人，出身于一個有文化傳統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時期，正值金人南侵，他隨著家人逃難，“兒時萬死避胡兵”，嘗盡了顛沛流離的痛苦。父親陸宰，是具有愛國思想的士大夫，和他交往的也多是愛國志士。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訾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跋傅給事帖》)。慘痛的經歷和環境的熏陶，從小就培養了他憂國憂民的思想：“少小遇喪亂，妄意憂元元”(《感興》)，立下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觀大散關圖有感》)的壯志。 陸遊自幼就好學，他說：“我生學語即耽書，萬卷縱橫眼欲枯”(《解嘲》)。為了實現自己的壯志，他特別注意兵書，詩中屢次提到“夜讀兵書”；同時他還學劍，《醉歌》說：“學劍四十年，虜血未染鍔。”所以他曾這樣自負：“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太息》)陸遊十七八歲時便有了詩句，大約二十五歲左右，又從曾幾學詩，在曾幾的指教和積極影響下，更確定了他的詩歌的愛國主義基調，並進一步衝破了江西派的樊籠。因此，即使他早期的作品也表現了軒昂豪壯的氣魄。 紹興二十三年(1153)，陸遊二十九歲，赴臨安應進士試，主考官陳阜卿取為第一，明年試於禮部，複置遊前列，因名居秦檜孫秦塤之前，又“喜論恢復”，致觸怒秦檜，竟遭黜落。秦檜死後三年(1158)，才出任福州寧德縣主簿。孝宗(趙目)繼位之初，抗戰派稍得為頭，他被召見，賜進士出身。他乘機提出了許多政治、軍事方面的建議，積極贊助張浚北伐。但隨著北伐的失利，主戰派失勢，在鎮江通判任上的陸遊，也以“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罷官家居。 乾道六年(1170)，陸遊四十六歲，入蜀任夔州通判。“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萬里看無窮”(《水亭有懷》)，一路之上，他遊覽了大江兩岸的名勝，也憑吊了屈原、李白、杜甫諸偉大詩人的遺為。乾道八年，四川宣撫使王炎邀請他為幹辦公事，襄贊軍務，他從夔州到了南鄭。這是他一生得以身臨前線的唯一機會，急欲殺敵報國的陸遊，十分振奮。他身著戎裝，戍衛在大散關頭，來往於前線各地，接觸了愛國民眾，考察了南鄭一帶的形勢，出謀獻策，積極準備打擊敵人。他生活在戰士中間，有時射獵深山，親刺猛虎。所有這些火熱的戰鬥生活，更加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也擴大了他的詩歌領域，並使他領悟到“詩家三昧”，從現實生活中、從火熱的鬥爭中汲取題材，因而形成了他的宏麗悲壯的風格。這是陸遊詩歌成熟的關鍵時期。為了紀念這段有意義的生活，後來他把自己的詩集題名為《劍南詩稿》。但是，南宋小朝廷是不會容忍愛國將士的積極抗戰活動的。不到一年，王炎調離川陝，陸遊也改除成都安撫使參議官。《即事》詩說：“渭水岐山不出兵，卻攜琴劍錦官城”，可見他當時的抑鬱心情。在任職范成大幕府期間，他只能借酒燒愁，排遣他報國無路的苦悶。他和范氏原是“文字之交”，因“不拘禮法”，同僚“譏其頹放”，他索性自號“放翁”。 淳熙五年(1178)，陸遊五十四歲，去蜀東歸，先後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做官。他描寫這時的處境是：“怖懼幾成床下伏，艱難何啻劍頭炊”(《有感》)。在江西任上，因撥義倉賑濟災民，以“擅權”的罪名免官還鄉。淳熙十三年起用為嚴州知州，後入為軍器少監，但終因一貫堅持抗金，形於歌詠，深為當權所嫉，不久又以“嘲詠風月”的罪名被黜。他在一首詩的詩題中曾自言罷官的原因是“罪雖擢發莫數，而詩為首”，這正好說明他的愛國詩篇的戰鬥性。 光宗紹熙元年(1190)，陸遊六十六歲，此後的二十年間，絕大部分都在山陰度過，生活寧靜而簡樸。他“身雜老農間”，參加了一些農業勞動，與農民有著一些往來。有時他還騎著驢子，帶著藥囊，到遠近的村落裏去醫病施藥，受到了人民的歡迎和尊敬。“年來詩料別，滿眼是桑麻”(《倚杖》)，由於生活的轉變，他對於農民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和同情，因而他晚年寫了大量的反映農村殘酷現實和描寫田園風光的詩，風格也趨向平淡。但是，詩人仍然，“寤寐不忘中原”，愛國思想愈益深沈。甯宗嘉泰二年，他為了實現團結救國的理想，不顧朝野的非難，毅然接受了韓托胄的推薦，主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當愛國詞人辛棄疾再度起用時，他還寫了一首長詩表示祝賀，並勸勉他以國仇為重，不要計較個人的恩怨：“深仇積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送辛幼安殿撰造朝》)!由於韓托胄的輕率，這次北伐很快就失敗了，但並無損于詩人崇高的愛國精神。 嘉定二年(1210)，八十五歲的老詩人，竟抱著“死前恨不見中原”的遺恨與世長辭。臨終時，他寫了這樣一首《示兒》詩：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這是詩人的遺囑，也是詩人的最後號召，它教育了鼓舞了後代無數的讀者。從這裏我們也就可以看到詩人愛國精神的一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