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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歐陽修與詩文革新運動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江西吉安)人。四歲喪父，家境很貧窮，母親用荻杆畫地教他識字。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錢惟演的幕府裏，開始和尹洙、梅堯臣等互相師友，唱和詩歌並提倡古文，逐漸成為著名的文章家和文壇領袖。他一生作過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也是北宋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
當歐陽修登上文壇和仕途的時候，北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都日趨嚴重，統治階級內部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代表的保守派鬥爭異常激烈，歐陽修堅決地站在范仲淹的一面，關切國事，同情人民的疾苦。他指責那些“先榮而飽”的人不知為天下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而能憂天下的人“又皆遠賤”(《讀李啟文》)。他指出王朝誘民、兼併、徭役等大弊(《原弊》)，主張輕賦稅、除積弊，實行“寬簡”的政治。由於他直言敢諫，屢曹誣陷和貶斥。但由於他政治上、文學上的才能為王朝所重視，貶官不久，往往又得到起用。他早年敵視王倫、王則等的起義，表現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後來官越做越高，名越來越大，政治上傾向保守，因此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歐陽修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對保守派的鬥爭，和他在文學上提倡詩文革新對西昆派的鬥爭，是互相呼應的。范仲淹在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的主張，就包括對文風的改革。他強調文章和社會習尚的關係，認為“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因此，他建議統治者“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奏上時務書》)。宋仁宗後於天聖七年(1029)下詔書，指責文士著作，“多涉浮華”，並認為“文章所宗，必以理實為要，……庶有裨於國教，期增闡於儒風”(《宋會要輯稿》)。可見，以歐陽修為代表的詩文革新運動，正是由上而下，適應當時政治運動的要求而產生並為其服務的。也因為這樣，所以歐陽修在嘉右二年(1057)知貢舉時，就通過科舉考試來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排斥了繼西昆派氣焰被打擊後而起來的“險怪奇澀之文”，使“
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本傳》)。至於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人的詩文，名重一時，也和他的揄揚提拔是分不開的。
歐陽修詩文革新的理論是和韓愈一脈相承的。在文和道的關係上，他和韓愈一樣，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認為道是內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發出的光輝，“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但是他也看到，有充分道德修養的人，並不一定就能文章，“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送徐無党南歸序》)；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表現于文章，如?回。可見道與文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它們畢竟不能等同起來，混為一談。他認為“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答吳充秀才書》)，要真能工文的首要條件是對於道“務深講而篤信之”，要使道“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與張秀才第二書》)。他反對那種“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的文章，反對那種“棄百事而不關於心”的“溺”于文的態度。這樣，他使文章和他所關心的“百事”聯繫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道統”觀念的束縛，寫出了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文章。
歐陽修有一些政論性的散文，是直接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如《與高司諫書》，直斥諫官高若訥趨炎附勢不敢主持正義的卑劣行為；《朋黨論》反擊保守派對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誣衊，諷諫統治者應該任賢退惡：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他鮮明的政治態度和鬥爭精神。著名的《五代史伶官傳序》，通過後唐李存勖興亡的典型事例，說明國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實由人事，表現了他對國家興亡的樸素唯物主義見解。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為，而皆自於人歟為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它一唱三歎，為北宋統治者提供歷史教訓，不僅富於現實意義，在寫作上也顯示了歐文的語言婉轉流暢和筆端富有感情的特點。
歐陽修的散文，無論狀物寫景，為事懷人，都顯得搖曳生姿，具有較強的感人力量。
如《釋秘演詩集序》、《瀧岡阡表》等。《醉翁亭記》寫滁州山間朝暮變化，四時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間的遊樂，層次曆落分明，語言自然流暢，表達了擺脫約束、從容委婉的情致。他的《秋聲賦》，用散文的筆調，通過多種譬喻，描摹無形的秋聲，烘托出變態百端的秋天景象，一變向來一般辭賦凝重板滯、略無生氣的面貌，表現了他在藝術上的獨創性。
歐陽修的散文雖以學習韓愈相標榜，風格實各不相同。如果說，韓愈的文章如波濤洶湧的長江大河，那為歐陽修的文章就恰象澄淨瀲灩的陂塘。韓文滔滔雄辯，歐文娓娓而談；韓文沈著痛快，歐文委婉含蓄。他繼承並發展了韓愈文從字順的正確作法，而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他為事簡括有法，而議論迂徐有致；章法曲折變化，而語句圓融輕快，略無滯澀窘迫之感。又注意語氣的輕重和聲調的諧和。歐陽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為當時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毫無愧色的。
歐陽修也是當時的重要詩人。他有部分作品，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現實意義較強。
如《食糟民》把“日飲官酒誠可樂”的官吏與“釜無糜粥度冬春”的貧民對比，並對“我飲酒，爾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內心不安。他的《答揚子靜兩長句》，指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貴族王公的享樂，是人民生活貧困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傳說故事，同情婦女的命運，也譴責了昏庸誤國的統治者。歐陽修詩中較多的是抒寫個人生活情緒以及親朋間題贈應和的作品。這類作品，一般思想內容較為貧弱，在比較平直的抒情寫景之中，往往憑藉一聯半句，集中地表現了新穎的意境。如《黃溪夜泊》中的“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中的“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等都是。
歐陽修詩也是學習韓愈的。前人已經指出他有些設想奇怪的詩，如《淩溪大石》、《石篆》、《紫石硯屏歌》等，都是模仿韓愈的《赤藤杖歌》(見陳善《捫虱新話》下集)。但一般地說，歐陽修詩吸收韓愈的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而又避免了韓詩的造語險怪和生僻，因此他的詩語言自然流暢，無韓詩艱澀拗口之弊，風格清新而不流於柔靡。有些詩因說理過多，缺乏生動的形象，不免乏味。歐陽修的詩歌成就雖遠不能和散文相比，但它們清新自然的風格，對掃除西昆派的浮豔詩風，仍有其良好的作用。
當時政治上改革派的中心人物、為歐陽修所欽佩和擁護的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在古文創作上也有其一定的成就。他的古文，一般富於政治內容。政論文如《上執政書》等，表現了愛國愛民的政治態度。著名的《岳陽樓記》，描寫了洞庭景色的陰晴變化引起登臨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情緒，歸結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己任，更表現了博大堅貞的政治抱負。
比歐陽修較早作古文的尹洙(1002—1047)，字師魯，洛陽人，對歐陽修棄駢文作古文有一定的啟發和影響。歐陽修謂“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尹師魯墓誌銘》)；范仲淹亦稱“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尹師魯河南集序》)。所作多章奏記序，一般質樸無文，成就不高。歐陽修非常推崇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兗州奉符(山東泰安)人，是反對西昆派的一員猛將。他的《怪說》中攻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元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意，離析聖人之言，蠹傷聖人之道”：是聲討西昆派的一篇檄文。他希望與“三二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上範思遠書》)。但他強調文道的合一，而誤以為文和道就是一個東西，立論和柳開相似，而道學氣更甚，在古文創作上亦無甚成就。
由於歐陽修的延譽獎引而身登仕籍的曾鞏(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豐人，是歐陽修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支持者。他自稱“迂闊”，儒學正統氣味較重。所為古文被認為“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宋史》本傳)。實際他既沒有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批判態度，也很少有韓愈那種針對現實鳴其不平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一般以“古雅”或“平正”見稱，而缺乏新鮮感或現實感。曾鞏的文名在當時僅次於歐陽修，風格也和歐陽修相近。為事議論，委曲周詳，詞不迫切，而思致明晰。如《寄歐陽舍人書》、《越州趙公救災記》等，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但由於缺乏現實內容，他的成就遠不及歐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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