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文學 |
|
|
|
《四靈和江湖詩人》 |
|
第二節：四靈和江湖詩人 南宋中葉以後有所謂四靈詩派、江湖詩人，他們是江西詩派的反響，代表南宋後期詩歌創作上一種傾向。 永嘉四靈指當時生長於浙江永嘉的四個詩人：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趙師秀，字靈秀；翁卷，字靈舒。四靈裏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璣和趙師秀作過小官。他們對於南宋中葉以後政治上的低氣壓好象並無反感，反而樂得清閒。“愛閑卻道無官好，住僻如嫌有客多”(徐照《酬贈徐璣》)，“有口不須談世事，無機惟合臥山林”(翁卷《行藥作》)，他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既是這樣，他們的創作傾向就必然是“泊然安貧賤，心夷語自秀”(趙師秀《吳徐璣》)，“楚辭休要學，易得怨傷和”(翁卷《送蔣德瞻節推》)。從這種創作傾向出發，他們選擇了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詞寫野逸清瘦之趣。他們認為“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工拙”為“風騷之至精”(《宋詩鈔·二薇亭詩鈔》引徐璣語)，因此專工近體，尤其是五律。下舉二詩可略見他們的風格。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己老，學圃未如君。 ——趙師秀《薛氏瓜廬》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 ——翁卷《鄉村四月》 這些詩從思想內容看，主要是繼承了山水詩人、田園詩人的傳統，它們在封建社會中小地主階層裏本來就擁有廣大的讀者。南宋中葉以後，社會表面上漸趨安定，這些詩對於那些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文人也起了鎮靜劑的作用，使他們暫時滿足於那嘯傲田園、寄情泉石的閑逸生活。在藝術上，他們又能以精煉的語言刻劃尋常景物，而不大顯露斧鑿的痕跡，在較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詩人以學問為詩、專在書本上找材料的習氣。因此他們的成就雖極有限，有當時詩壇卻得到廣泛的反應。“舊止四人為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劉克莊《題蔡炷主簿詩卷》)，正好說明這種情況。 所謂江湖詩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於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轉江湖，靠獻詩賣藝來維持生活。他們的流品很雜，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接觸面比較狹，對政治不甚關心，只希望在文藝上有所專精，以贏得時人的賞識，近於所謂“狷者”。我們在前節裏為述的姜夔是這類人物的代表。一類是生活接觸面比較廣，對當時政治形勢比較關心，愛好高談闊論以博時名，近於所謂“狂者”。戴復古、劉克莊就是這類人物。 江湖詩人的得名是因南宋中葉後杭州書商陳起陸續刻了許多同時詩人的集子、合稱為《江湖集》而來的。由於當時南宋王朝的措施愈來愈不得人心，他們以江湖相標榜，多少表示了和朝廷當權者不同的在野身分，而他們在個別作品裏也的確刺痛了當權派，陳起就因此得罪，《江湖集》的板也被劈了(注：當時史彌遠立理宗，殺濟王。以為陳起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及劉克莊的“東君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等詩句為有意諷刺。起因此坐罪流配。)。後來《江湖集》裏有些詩人已經作了官，還被看作江湖詩人，那是因為他們曾經以在野的詩人面貌出現。 戴復古(1167—1250?)，字式之，號石屏，浙江黃岩人。他是個布衣，長期遊歷江湖，除四川以外，足跡幾遍及當時南中國各重要地區。他在《論詩十絕》裏推尊傷時的陳子昂，憂國的杜甫，而不滿當時詩人流連光景或以文章為戲謔的作風。他曾從陸遊學詩，他的《石屏詩集》裏有些抒發愛國情思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陸遊愛國主義的精神。 餓走為家舍，縱橫死路歧。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屍。劫數慘如此，吾曹忍見之!”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 ——《庚子薦饑》 昨報西師奏凱還，近聞北顧一時寬。淮西勳業歸裴度，江右聲名屬謝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風漸老惜花殘。事關氣數君知否?麥到秋時天又寒。 ——《聞時事》 作者把人民的災難、國家的危機都看作“劫數”“氣數”，流露了他的宿命論思想。但前詩描寫了饑荒的慘像，揭露官司賑濟的欺騙性；後詩寫在南宋聯合蒙古滅金之後，統治集團方論功行賞，為這虛假的勝利所陶醉，他獨指出這一時勝利的不可靠，跟著來的將象麥秋寒雨一樣，是國家更大的危機，那是真實反映了南宋後期的政治形勢的。 在南宋後期，劉克莊不僅是成就最高的辛派詞人，也是繼承陸遊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詩人。他少年時曾參加軍隊生活，平生足跡遍及江淮、兩湖、嶺南等處，而仕途上屢受挫折，經歷也和陸遊相似。他早期詩歌也沾染江湖詩人習氣，後來轉而傾向陸遊。“晚節初寮集，中年務觀詩”(《前輩》)，“憂時原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絕》)，正是他的自白。他有《後村居士詩集》在他的《苦寒行》、《軍中樂》、《國殤行》裏，一面是京師貴官“朱門日高未為關，重重幃箔施屏山”，邊城守將“更闌酒醒山月落，彩縑百段支女樂”；一面是寒風中的兵士“夜長甲冷睡難著”，甚至作戰受傷也“無錢得合金瘡藥”，在戰場犧牲了，埋葬時連身上一層衣甲也被剝去，更不用說對他們家屬的撫恤了。在他的《築城行》、《開壕行》裏，一面是“白棒訶責如風雨”，“役兵大半化為鬼”，一面是那些開工監工的官吏一個個記功升官，那是一幅幅鮮明的南宋後期的社會畫面。他還有不少直寫時事的作品，如《書事》。 人道山東入職方，書生膽小慮空長。遺民如蟻饑難給，俠士如鷹飽易揚。未見馳車修寢廟，先聞鑄印拜侯王。青齊父老應垂涕，何日鸞旗駐路旁? 又如《贈防江卒》： 陌上行人甲在身，營中少婦淚痕新。邊城柳色連天碧，何必家山始有春? 壯士如駒出渥窪，死眠牖下等蟲沙。老儒細?兒郎說，名將皆因戰起家。 戰地春來血尚流，殘烽缺堠滿淮頭。明時頗牧居深禁，若見關山也自愁。 一炬曹瞞僅脫身，謝郎棋畔走苻秦。年年拈起防江字，地下諸賢會笑人。 這些詩都寫在金亡以後，南宋所面臨的是一個更其強大的對手。作者在詩裏一面譴責了統治集團的腐朽與失策，表示他對時事的憂慮；一面仍安慰營中的少婦，鼓勵沙場的壯士，希望他們為國立功。流露在這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是和廣大人民息息相通的。此外作者在登臨、遊歷、詠史、詠物的詩篇中，如“書生空抱聞雞志，故老能言飲馬年”(《瓜洲城》)，“神州只在闌幹北，度度來時怕上樓”(《冶城》)，“穴蟻能防患，常於未雨移；……誰為謀國者，見事反傷遲”(《穴蟻》)等句，也往往托物寓意或借古諷今。從這些作品看，他的確不愧為南宋後期陸遊的最好繼承者。 然而劉克莊與戴復古又都生在程朱理學已成為統治思想的時期，他們又都出理學家真德秀之門，對朱熹崇拜得五體投地，因此在他們的作品裏又不時流露“頭巾氣”。他們都喜歡在詩裏發議論，這些議論有時極其迂腐可笑，如戴復古批評白居易《琵琶行》詩的“不尋黃菊伴淵明，忍泣青衫對商婦”，劉克莊看海棠詩的“莫將花與楊妃比，能與三郎作禍胎”等句。至如“萬事盡從忙裏錯，一心須向靜中安”(戴復古《處世》)，“講學有時明太極，吟詩無路學熏風”(劉克莊《示兒》)等句，更象三家村老學究說教，表現了宋詩末流的一種壞傾向。 在藝術表現上，他們往往十首八首，三和四和，搖筆即來，漫不經心。除劉克莊詩喜用本朝故事，表示詩人對當代政治形勢的關心，值得一提外，一般流於浮淺，缺乏創新的精神。 當時江湖詩人還有趙汝遂、方嶽等，他們的詩在內容與藝術上就更少特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