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文學 |
|
|
|
《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 |
|
第三節：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 我國詩歌散文到宋代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作家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現。詩話文評之作，北宋已漸多，到了南宋，更蓬勃發展，如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張戒《歲寒堂詩話》、呂本中《呂氏童蒙訓》、陳癸《文則》等。而以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影響為更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江西婺源縣)人。僑居建州(福建建甌縣)。登紹興進士第，曆官轉運副使、秘閣修撰、寶文閣待制。朱熹寫了大量講解儒家經傳的著作，成為明清兩代的官方哲學，影響深遠，起了消極作用。但他的《詩經集傳》、《楚辭集注》及其他詩文雜著中有些評論文學的見解，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熹的文學批評主要是繼承並發展了北宋道學家的主張，表現了道學家和古文家文學思想鬥爭的繼續發展。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學家對於文與道的關係的看法，基本上還是和韓柳一致的。自周敦頤倡“文以載道”之說，開始打破了文與道的平衡，體現了道學家重道輕文的傾向。他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蔫而已。”(《通書·文辭》)於是程頤更進一步斷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喪志”(《二程遺書》十八)。他把文與道看成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東西，真是道學家的偏見。朱熹的理學是繼承二程的，他的文學觀點基本上也和程熙相近。他對李漢“文者貫道之器”的說法表示異議，認為“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為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朱子語類》一三九)。又《答徐載叔書》說：“所諭學者之害莫大于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為害等爾”(《朱文公文集》五十六)。道是本，文是末，捨本逐末，或本末倒置，在他看來，不管什麼文章都是有害的。這就和程頤作文害道的見解完全一致。但應該指出：理學家的所謂道與古文家的所謂道有所不同。古文家的道除了儒家一般的概念外，還包括較多的政治、歷史內容；而理學家的道則幾乎純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它和現實的距離更遠了。不過朱熹雖然重道輕文，並不根本排斥文學，他只認為首先要明義理(道)，義理既明，文章自然做得出色。所以又說：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 ——《語類》一三九 他前面說：“文是文，道是道”，把文同道對立起來；現在又說“文便是道”，又把文和道統一起來，好象自相矛盾。其實這還是重道輕文的意思，輕文，所以說文是文，道是道，文不能貫道；重道，所以說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反對文自文而道自道。在他看來，只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正因從此出發，他評論唐宋諸家的文章雖然多所肯定，卻不滿他們不務先明義理，只去“學古人說話聲響”，浪費許多時間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稱賞”(《文集》七十四《滄洲精舍諭學者》)。其實韓愈何嘗不說“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柳宗元何嘗不主張文以明道呢?依照朱熹這種觀點，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文章只能要求抽象地談論有關道德心性的問題，不要現實內容，更不必講求藝術技巧。這對文學的發展是極為有害的。 但朱熹本是頗有文學修養的學者，他的詩文創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評論古今作家利病亦頗多中肯。他教人學詩要從《三百篇》、《離騷》學起，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說：“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說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是“自然之好”。他論詩又多從全面來考查，認為陶淵明詩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覺。《詠荊軻》一篇便露出本相。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古風》頭一篇。他生平最不滿江西派詩拘泥“出處”和“嵌字”、“使難字”等作風(以上《語類》一百四十)，而獨推陸遊，說“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答徐載叔》)。又說“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答劉子澄》)：象這樣很好的見解還是不少的。總之，朱熹以道學家的眼光看待文學創作，以義理為根本，文章為末務，自然是周、程以來道學家唯心主義的文藝觀點。他不懂得文學的源泉是生活，在獲得豐富生活的基礎上還要刻苦學習藝術技巧，才能把作品寫好，所以論文就強調心性修養而任其自然，反對下工夫，費力氣。 嚴羽，字儀卿，邵武(福建邵武縣)人。宋末隱居不仕，自號滄浪逋客。為人“粹溫中有奇氣，好結江湖間名士”。事為及生卒年不詳。據他的《庚寅紀亂》詩和黃公紹《滄浪吟卷序》，嚴羽大概生於孝宗淳熙中，卒于理宗末年(注：《庚寅紀亂》詩作于理宗紹定三年(1230)，其結語有雲：“感時鬚髮白，憂國空拳拳。”假定嚴羽這時年已五十，則當生於孝宗淳熙年間。《滄浪吟卷》乃羽沒後李南叔所輯錄，而黃公紹序自署鹹淳四年(1268)進士，則其卒年當在是年以前或理宗末年。)。他有《滄浪詩話》，最為後世說詩者所稱道。 《滄浪詩話》是一部全面而有系統的詩論，其中分為“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一作“詩證”)五部分，卷末附《與吳景仙論詩書》。“詩評”、“詩法”、“考證”多有可取，而“詩辨”最為重要。 “詩辨”的內容是闡述古今詩的藝術風格及詩歌的學習和創作等問題，而歸結于以盛唐為法。在這裏，嚴羽提出一個學詩的方法，那就是“妙悟”。他以禪喻詩，認為“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只有悟才是“當行”、“本色”，不過悟的程度“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而已。所謂“妙悟”，照字面講，它是心領神會、徹頭徹尾的理解的意思。就“詩辨”的全部理論看來，悟是包括認識和實踐這兩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詩歌的閱讀和寫作的問題。前者嚴羽主張取法乎上，“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而入手的具體步驟是：“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次及于漢魏古詩、樂府，再沈潛玩索李杜二集，“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這就是平日學習的悟入法。至於後者，也就是詩的藝術實踐問題，關於這，他有以下一段話：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注：此句通行本作“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今據《詩人玉屑》轉引。)。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為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 他認為詩的藝術必須達到這種境界，才能算“透徹之悟”，才是“妙語”。只有盛唐諸家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以上就是嚴羽《滄浪詩話》的主要論點。 嚴羽教人學詩，必須熟讀《楚辭》以至盛唐名家的詩，作為寫作準備的一個重要環節來說，借鑒前人的創作經驗還是必要的。但是文學藝術的來源是現實生活，單從詩中去學詩，顯然是不夠的；所以陸放翁教子學詩，有“工夫在詩外”之說。詩的特徵是形象思維，作者必須通過藝術想象，創造一種藝術境界，運用優美的語言表達出來，才能感動讀者，引起讀者的審美趣味，這的確不是單靠掉書袋、講道理所能濟事的。嚴羽似乎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說詩有別材別趣，非關書理。然而讀書並不妨礙作詩，有時反有幫助；理亦不礙詩之妙，有時還可以加深對事物的觀察，所以他又說古人並不排斥讀書窮理。問題在於書如何用，理如何說，要用書而不為書所用，說理而不墮於理障。在他看來，如果含蓄深遠，不即不離，理在情景之中，言超為象之外，如所謂“羚羊挂角，無為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的境界，才是最好的作品。所以又說“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我們不否認盛唐諸家的某些詩具有上述藝術境界。但這是否就能算最高的成就，那可不一定。因為詩的本質首先在於反映現實，同時抒發詩人對客觀現實的感受；而嚴羽所極力推崇的僅僅是表現方法和藝術風格問題，這是有極大的片面性的。何況他所謂“興趣”，所謂“妙處”，只是王孟家數為然，其他盛唐作家並不儘然。就是王孟詩風也不完全一致，更不能誇大為詩歌藝術的永恒標準，事實上也不可能存在這種標準。嚴羽表面推尊李杜，而實有偏好，所以又說孟浩然的詩出韓愈之上，以其“一味妙悟而已”。嚴羽論詩雖不為無見，但只從印象出發，不能具體分析，因此，他的判斷既不全符實際，又說得異常玄妙，使人感到神秘。唐人司空圖作《二十四詩品》，概括詩的各種意境和風格，故作模糊影響之談，如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遇之匪深，即之愈希”等語，迷離惝恍，不可捉摸。嚴羽這些議論正是司空圖《詩品》的進一步發展。 嚴羽的詩論是為反對蘇軾、黃庭堅的詩風而發的。他在論盛唐詩之後就緊接著指出他們“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認為詩雖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接著又指出其詩“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以及末流叫囂詈罵之弊，為詩之一厄。下面更說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最後連帶批評了一下“四靈”和江湖派，但主要矛頭則是指著蘇黃二大詩人，而尤側重於江西詩派的末流的。的確，蘇黃一出，“滄海橫流”，唐風盡變，唐宋詩的界限判然始分。嚴羽抉摘江西派的病根是中肯的，企圖以盛唐挽救一時之弊也是好的；但不從那時詩歌最根本的思想內容上的缺點，也就是嚴重脫離政治、脫離現實生活的缺點來針砭它，而只強調藝術風格等次要問題，又引導作者以類比復古為事，那就走到另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了。 《滄浪詩話》的影響是很大的。明胡應麟認為明詩所以能“上追唐漢”，就是靠嚴羽的提倡。其實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以“詩必盛唐”相號召，模仿剽竊，優孟衣冠，貌合而神離，久為詩壇所反對，而目之為“瞎盛唐詩”，這無疑是《滄浪詩話》帶來的後果。後來錢謙益、馮班竭力詆毀嚴羽，至罵他為“熱病”、“藝語”，未免太過。而不久王士禎複大倡“神韻”之說，選《唐賢三昧集》，以王維為宗。其詩亦努力追求盛唐韻味，成為一時風氣，又把詩歌創作引向另一條空虛狹窄的道路，顯然仍是嚴羽“妙悟”說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