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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蘇軾的生平和思想
我國文學史上傑出的作家蘇軾，他詩、詞、散文裏所表現的豪邁氣象、豐富的思想內容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是歐陽修、梅堯臣等所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進一步發展的成果，表現了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生長在號稱“百年無事”的北宋中葉，詩文革新運動已取得勝利，社會文化在中唐以後又一次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同時由於豪強的兼併，邊備的鬆弛，官僚機構的龐大而無能，北宋王朝的內外危機正在暗中滋長。蘇軾少年時期就積極關心當時社會的人情風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繼承范仲淹、歐陽修等的事業，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他出身于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家庭，父親蘇洵早有文名，母親能教他讀《漢書》。由於家庭的教育，前輩的熏陶，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學習，青年時期的蘇軾就具有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和多方面的藝術才能，為歐陽修、梅堯臣等所稱許。
同王安石一樣，蘇軾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也感到不安，希望加強封建王朝的統治。仁宗末年，他向朝廷上制策，提出厲法禁、抑僥倖、決壅蔽、教戰守等主張，要求“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見《辯試館職策問劄子》)，表現出一個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風度。然而由於他所處的中等地主階層的地位，不願意過多地觸犯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同時他三十歲以前絕大部分時間過的是書房生活，對當時社會因豪強兼併而引起的危機，遠沒有王安石看得清楚；因此他的改革多從總結歷史經驗出發，強調“任人”而忽視變更“法制”，尤其反對急進的措施。當神宗初年王安石實行打擊豪強地主的新法時，他就上書反對，並以此出任杭州通判，轉知密、徐、湖三州。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作詩諷刺新法，被捕下獄，出獄後，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蘇軾這時期在政治上的保守態度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他在文藝上的成就。他當時寫的部分詩文就片面誇張了新法推行時的流弊，助長了舊黨的聲勢，影響了新法的實施。貶官黃州以後，他在郡城舊營地的東面辟地耕種，有較多機會接近下層人民，政治態度有所改變。但是政治上的挫折，也滋長了他逃避現實和懷才不遇的思想情緒。黃州是長江中游形勢險要之地，武漢三鎮即在它的西面，我國不少英雄人物曾經在這裏展開軍事上政治上的鬥爭。在祖國雄偉的江山和歷史英雄人物的激發之下，他寫出一些著名的散文和詞篇，如《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
哲宗即位，舊党執政，蘇軾被召還朝，任翰林學士。蘇軾在新法推行時雖上書神宗表示反對，但對“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等裁抑貴族特權、增強國防力量的措施，卻表示贊同(見《上神宗皇帝書》)。多年地方官吏的經歷，也使他對社會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處有進一步的瞭解。這時司馬光等舊黨要廢除一切新法，他“深慮數年之後，取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主張對新法“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見《辯試館職策問劄子》)，反對執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又以此受到舊党里程頤一派的攻擊，出知杭、穎、定三州。到他五十九歲時，新黨再度執政，他先後被貶官嶺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瓊州。蘇軾在歷任地方官吏時，比較關心人民痛苦，在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生產等方面做了不少有利於人民的事情。這時的新黨又只知利用新法加深對人民的剝削，他的處境就比較得到人民的同情。在瓊州三年，他多方鼓勵、培養當地後一輩的學者、文人，和當地少數民族也能和睦相處，因此生活雖十分艱苦，還沒有改變他對生活的樂觀態度和旺盛的創作力。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內徒，次年七月卒於常州。著作有《東坡全集》一百多卷，遺留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許多優美的散文。
蘇軾的思想比較複雜，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觀的各個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統一的。他平生傾慕賈誼、陸贄，在政治上他從儒家思想出發，排斥老莊為異端；然而老莊的“無為而治”思想又同他的“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見《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的政治主張有其一致之處。他少年時就愛好《莊子》的文章，後來又喜和僧人來往，在生活上他認為“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見《超然台記》)，要求以安然的態度應物，“聽其所為”，而“莫與之爭”(見《問養生》)，更多地表現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灑脫態度。然而他從儒家出發的比較現實的生活態度，又使他對佛家的懶散和老莊的放逸有所警惕(注：蘇軾《答畢仲舉書》：“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以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因此他一生在
政治上雖屢受挫折，在文藝創作上始終孜孜不倦，沒有走向消極頹廢的道路。蘇轍說他謫居海南時“日餡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又說他當時寫的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並見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這是他和前代得罪遠謫的士大夫如韓愈、柳宗元等表現不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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