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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在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南方割據勢力以後，一三六八年即皇帝位，隨即派大軍掃蕩山東、兩河，直取大都(北京)，逐步完成了全國的統一。明初統治集團中有不少人曾參與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因此，他們懂得引起農民起義的原因。朱元璋曾說過：“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雲寬則得眾，不雲寬之失也。”又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洪武實錄》)朱元璋懾於“民急則亂”的歷史教訓，斟酌歷朝統治制度上的利弊得失，在經濟上移民墾荒，注意興修水利，實行軍屯，減輕賦稅，使元末戰爭中逃亡的人口，重歸家園；同時又解放工奴，簡約商稅，扶持工商，從而使農業生產和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很快的恢復和發展。在政治上極力鞏固皇權統治，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歷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歷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制度，軍政大權攬於一身，這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惡性發展。為鞏固皇權統治，又大肆殺戮功臣。洪武十三年，興胡黨大獄，加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淩遲處死。該案延續達十年，“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洪武二十六年又興藍黨大獄，指大將軍藍玉謀為不軌，淩遲處死，“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到了永樂、宣德時期又削弱諸王權力，和建立內閣制度，進一步鞏固並發展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在文化思想上實現了嚴酷的控制，對封建文人採取了籠絡和高壓的手段。朱元璋曾親自籌劃，開設文華堂招攬人才。明成祖朱棣如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編纂類書《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為我國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他們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學。朱元璋規定“四書”“五經”為國子監的功課，並明令全國府州縣學及閭裏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以儀、秦縱橫壞其心術”(《明書·學校志》)。朱棣又命胡廣、楊榮等人修“四書”、“五經”和《性理大全》。在積極提倡理學的同時，又實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劉基定八股文程式，專從四書五經命題，並只能依朱注解釋，所謂“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在形式上又限制在八股體制以內，連字數多寡，也有嚴格規定，這比起唐宋以詩賦策論取士顯然更加有害。它不僅加強了思想和文化的專制統治；在文學上也起了支援保守派的復古主義和助長形式主義的惡劣影響。統治者除了上述籠絡、利用的手段外，還對文人採取了高壓政策。洪武年間規定“寰中(國內)士大夫不為君用，罪該抄殺”。詩人高啟就因辭官被腰斬，蘇州文人姚潤、王謨被征不來，都被斬首抄家。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前後十三年中，朱元璋又不斷地大興文字獄。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謝增俸表》，有“作則垂憲”一句，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以為故意諷刺他作過紅巾軍，嘲笑他和尚出身，立即將他們斬首。在這種封建淫威之下，文人為免于慘禍，謹小慎微，一時成了風氣。
明開國以來一百多年時間內，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在經歷了一段恢復、發展的時期以後，開始出現了比較繁榮的局面。正因為這樣，封建統治者所實行的統制文化思想的措施，就更容易收到成效。
明前期文學一些優秀的作品幾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際。傑出的作家施耐庵、羅貫中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擴大了眼界，豐富了生活知識和鬥爭經驗，因此在水滸、三國故事長期、廣泛流傳和有關的話本、雜劇刊行的基礎上，寫成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兩部劃時代的作品。在明代三百年間，特別是中葉以後，它們越來越贏得人民的愛好，從而引起了一些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文人的注意，加以增刪、評點，不斷擴大它們的影響，並繼續產生了不少以它們的故事為題材的戲曲、說唱文學等作品。宋濂、劉基、高啟這些由元入明的詩文作家，雖然是封建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人物，但由於經過了元末的大動亂，接觸到了廣大的現實生活，對當時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一定認識，因此也寫出了一些揭露現實黑暗，富有社會內容的作品。但從明開國以後的一百多年中，文壇上是比較黯淡的。這時期在文學作品的整理方面倒做了一些工作，如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加工，章回小說和傳奇戲的體例的不斷發展和趨於完善，為中葉後文學創作的繁榮準備了一定條件。至於文學創作幾乎沒有出現什麼較有成就的作品。當時詩歌方面最有影響的是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的台閣體和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自稱宗法杜甫而追求聲調格律的茶陵詩派。戲劇方面，出現了一批以朱有敦為代表的宮廷雜劇作家，南戲則逐漸形成“以時文為南曲”的逆流。在小說創作領域內幾乎是一片空白。
明代到了中葉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時期，社會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當時的社會經濟在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休養生息之後，出現了相當繁榮的局面。農業生產有了進一步發展，同時農村中的土地兼併也非常劇烈，從皇帝以至諸王、勳戚、官僚以及豪紳地主、富商大賈都憑藉特權，大量兼併土地。如武宗即位後，大建皇莊，把大片土地分賜給貴族和宦官。廣大農民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巧取豪奪之下，失去了他們僅有的一點生產和生活資料，被迫逃亡。因此，流民問題成了明代中葉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大規模的流民起義相繼出現。但同時流民的大量流入城市，也為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這時紡織、冶鐵、制鹽、造船等手工業生產有了新的發展。到了嘉靖、萬曆年間，農業由於受殘酷的封建剝削，不但停滯不前，而且逐漸衰退，而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卻非常迅速。這時不僅紡織、採礦、冶鑄等行業有了更大的發展，就是以前不甚發達或根本沒有的行業如造紙、印刷、制糖、軋棉等，也有了迅速的成長。其中印刷行業特別發達。嘉靖、萬曆兩朝是明代刻書的極盛時代。萬曆時期的南京已成為大量刊行小說、戲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這為當時小說、戲曲及其他通俗文學的廣泛流傳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手工業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在這時期也有了普遍的改進和提高，並逐漸形成了地區之間的專業分工。官場手工業的主要地位，已為民間手工業所代替。當時除了家庭手工業外，還出現了手工業工場。一些地主、商人和手工業者，就靠手工業生產發財致富，他們為發展商品生產，積累更多財富，在擴充生產設備的同時，儘量雇用工人生產。《醒世恒言》中《施潤澤灘闕遇友》的施複就是在十多年間由一個家庭小手工業者逐漸上升為工場主的一個例子。在蘇州，當時靠出賣勞動力產生的織工、染工就有一萬餘人。他們必須在機戶所設的工場內作工，才能獲得工資維持生活。據《萬曆實錄》說：“吳民生齒最煩，恒產絕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很清楚，其中機工與機戶的關係，已經是雇傭勞動者與資本佔有者的關係。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在一些地區和一些行業，主要是東南沿海一帶的紡織業中已經出現了，這是我國封建經濟發展中的嶄新因素。和手工業生產發展相適應，商業更趨繁盛，商品流通也更加擴大。當時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同時也是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如東南的蘇、松、杭、嘉等處，隨著手工業特別是紡織業的大發展，逐漸成為繁華的都市。江西的景德鎮，既是瓷業生產的中心，又是販瓷的中心。在這些手工業、商業繁盛的都市里，市民不但人數為多，而且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也在不斷增長。
弘治、正德時期統治階級已很腐朽、反動。武宗就是個典型的荒淫無道的皇帝。除了在宮內奢侈淫樂外，還四出巡遊，所至劫掠財物，搶奪婦女，以至“市肆蕭然，白晝閉戶”。武宗時宦官劉瑾在原有的東西二廠之外，又設立了內行廠，分遣羅卒，四出刺事，一人有事，全家被累，鄰里皆坐。統治階級內部藩王和中央之間的矛盾也非常突出。安化王以討劉瑾為名，聲稱“特舉義兵，清除君側”，後九年甯王據江西起兵，聲言直取南京，其勢更大。到了嘉靖、萬曆以後，政治危機繼續發展。世宗即位之初，雖頒發了一些所謂改革武宗弊政的詔旨，但很快就在一些權貴的攻擊下“收回成命”，隨之，弊政又複層出不窮。世宗經年不朝，迷信道教。當時內閣紛爭劇烈，改革派和權貴保守派互相鬥爭，形成了政治上的混亂局面。在嚴嵩父子執政的二十多年中，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一些正直的官吏相繼被迫害而死，這些情況在當時出現的幾部戲曲中有明顯反映。嘉靖末年，社會上已經呈現了一個軍政敗壞，財政破產的局面。到了隆慶、萬曆年間，封建統治者在緩和社會矛盾和挽救政治危機方面作了不少努力。當時出現了以張居正為代表的改革派，他們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諸如：澄清吏治，平均賦役，制止兼併，清理土地，清查邊軍積弊和鞏固國防等等。這些措施對推動社會生產的發展，鞏固封建統治起了一定作用。但到了萬曆中期之後，改革派又逐漸被排斥。當時以神宗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已經腐朽不堪。神宗本人又是個荒淫殘暴的皇帝。他臣下說他是酒色財氣四病俱全，非藥石可治。為了滿足無度的揮霍，他又陸續向各地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鹽稅使，到處掠奪，從而引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這時一些作品中所出現的反暴君傾向就是當時現實的反映。上層統治集團荒淫的生活，直接影響到一般的官僚、地主，也使整個社會風氣趨向墮落。在這時一些小說、戲曲中所出現的大量色情的描寫，就是深受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萬曆後期封建統治集團內部掀起了東林黨和邪党之間的鬥爭。邪黨到了天啟年間轉為閹党，首領魏忠賢把持朝政，大批殺害東林黨人，這就使東林黨和閹党之間的鬥爭更為激烈。繼起的複社，和東林黨一樣既是政治團體，又是文學團體，它繼續和閹黨作鬥爭，一直到明亡，成為明中葉後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它對當時文學創作有不小影響，明末清初有不少作品就直接反映這種激烈的黨爭。天啟、崇禎年間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更為苛重，而最高統治者又通過“遼餉”、“剿餉”、“練餉”等名目，橫徵暴斂，使人民傾家蕩產，到處流亡。加之水、旱、饑饉、疾疫等災害不斷發生，從而引起了明末如火如荼的農民大起義，明王朝也就在農民革命的洪流中覆滅。
中葉弦治、正德時期，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從挽救地主階級政治危機的意願出發，繼承並發展了陸象山的心學，完成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在當時和以後的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王守仁的“良知”說以陸象山的“心即理”的學說為前提，他說“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王文成公全書·文錄·與王純甫二》)。肯定“我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並解釋說：“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文錄·書朱守乾卷》)。因此，只要取消欲望，自求內心，就可以獲得這種良知，並達到所謂萬物一體的境界。這種學說顯然是極端唯心主義的，他的用意也是很清楚的。如果人們都奉行這種學說，就都能成為安分守己的人，封建秩序也就得到鞏固。因此就它的實質來說和客觀唯心主義的程朱理學一樣，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但也應看到它們之間是有矛盾的，王守仁哲學中的“心即理”和程朱理學中的“性即理”的觀點有其對立的一面。王守仁反對理學那套束縛人性的教條，他曾說：“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妝做道學的模樣”(《傳習錄》下)。正因為這樣，王學對動搖長期以來程朱理學的教條統治，有它一定的作用。嘉靖、萬曆年間，隨著經濟上新的發展變化，思想界也出現了以王艮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他們發展了王守仁哲學中的反道學的積極因素，富有叛逆精神。王艮認為“良知”是平易的，非玄妙的。又認為“聖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黃宗羲《明儒學案》、《心齋語錄》)。在王學左派的後期代表人物李贄的思想裏已出現了唯物主義的因素，他被當時人稱為“異端”之尤。在他的重要著作《焚書》中，猛烈地攻擊了封建禮教，他認為穿衣吃飯就是道，這是人生最基本的自然要求；因而“道”不在於禁欲，而在於滿足人們的需要和追求物質的快樂。他還大膽地攻擊儒學，提出“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所以“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李贄《李氏藏書·紀傳總目前論》)。雖然這種對是非的認識，有陷入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的危險，但它主要是針對“聖人之言是萬世之至論”這一觀點而發的，因而有它很大的進步性。他還輕蔑“六經”和《論語》、《孟子》，說它們“豈可為萬世之至論”，嘲笑那些假道學是“名實具利的兩頭馬”，“能文不能武的婦人儒”；把一些所謂“聖人”、“山人”說成是欺世盜名的“商賈”或“穿窬”。在對文學的評價上，也一反前人的傳統觀點，重視小說、戲曲的文學價值。把一些優秀的戲曲小說與秦漢文、六朝詩相比，都稱之為古今至文，甚至稱《水滸》為“發憤之作”，稱《西廂》為“化工之文”。這種進步的哲學思想，一方面大大震動了封建統治者，引起了他們的仇視；同時對當時的思想界和文學界有積極的影響。
明中葉開始，文學創作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嘉靖、萬曆以後，隨著政治、經濟和哲學思潮的發展和變化，文學創作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這時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和現實的關係非常密切，其中很多作品直接反映了當時的市民生活和他們的思想感情，表達了時代的先進思想，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市民群眾娛樂和自我教育的精神食糧，因而得到了廣大群眾和進步文人的積極支援。而且戲曲、小說的形式比起正統的詩文來要自由、活潑，更適宜于反映當時豐富、複雜的生活，特別是語言的通俗、淺近，容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加之這時印刷術的空前發達，又為它們的廣泛流傳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而中葉後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的創作，在已往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獲得了輝煌的成就。當時戲曲方面，出現了優秀的雜劇作家徐渭。他的作品《四聲猿》通過歷史題材，猛烈地抨擊了當時社會的醜惡和陰暗，蔑視傳統的封建禮教並表現作者的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思想，代表了明代雜劇創作的成就。傳奇出現了兩派：即以沈景為代表的吳江派和以湯顯祖為代表的臨川派。沈景及其同派作家，雖然在創作上的成就一般不高，但對中葉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唱腔之一昆曲音律的整理上有一定的貢獻，在劇壇上的影響很大。湯顯祖是我國最優秀的傳奇作家，他深受王學左派的影響，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國戲曲史上浪漫主義的優秀作品。它熱情地歌頌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愛情幸福的要求；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此外，這時期還有一些優秀的戲劇作品如《寶劍記》、《鳴鳳記》、《浣紗記》等，它們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當時尖銳的政治鬥爭。
在小說方面，出現了眾多的長篇和短篇小說，其中較早並有很大影響的是《西遊記》，它是歷來西遊記故事的總結，同時又是吳承恩的天才創造，是我國傑出的浪漫主義的神話小說。在它幻想的情節中，交織著深刻的現實內容。作品諷刺和抨擊了現實的黑暗，表達了作者對當時腐朽政治的憤懣和自己的理想。在《西遊記》之後，出現了第一部文人獨創的以描寫家庭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金瓶梅》。它的出現與中葉後社會風氣的墮落有關，作品在思想內容上，雖然存在著嚴重的缺點；但當時封建統治階級上自最高的統治者、王侯貴族、各級文武官員，下至地主、惡霸、市井無賴的種種罪惡和腐朽淫蕩的生活，在其中得到了比較全面的反映。此外，長篇小說方面還有馮夢龍的《新列國志》等歷史演義和《隋史遺文》、《英烈傳》、《北宋志傳》等英雄傳奇以及《封建神演義》等神魔小說。這些小說的思想內容很複雜，它們的產生是和中葉後的社會環境特別是統治集團的昏暴和特務統治的殘酷分不開的，它們在廣大群眾中有很大的影響。短篇小說方面，出現了馮夢龍所編的“三言”和淩蒙初的“二拍”等擬話本。中葉後經濟、文化、思想上的種種複雜情況，在這些擬話本裏有比較全面的反映。其中“三言”中的擬話本，更代表了明代短篇小說的成就。民間文學方面，也出現了搜集、整理民歌的新現象，馮夢龍就編有《山歌》和《挂枝兒》等民歌集子。這時期出現的散曲，在元代散曲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但思想內容比較消極，只有陳鐸、馮惟敏和薛論道等人是散曲創作中面向現實的作家。
詩文方面，最早出現的是前後七子復古運動。這些復古派在反對台閣體的空廓、浮泛和八股文的惡劣影響方面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們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類比抄襲古人為能事，實質仍然是一種形式主義。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復古派，三袁的公安派更給復古派以沈重打擊。他們提出了反對貴古賤今，反對類比古人，以及文學要有質，能獨抒性靈，發前人之所未發等主張。這些主張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不過他們的創作成就都不大。晚明的小品文和明末的一些表現愛國思想的詩文雖然值得我們重視，但其成就也不能算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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