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節：李贄
嘉靖、萬曆間，作為卓越的思想家，反對文學上的擬古主義，並對晚明文學有較大影響的是李贄(1527—1602)。
李贄字宏甫，號卓吾，福建泉州晉江人。泉州是溫陵禪師住地，因又號溫陵居士。他二十六歲(1552)中福建鄉試舉人。做了二十多年小官，五十一歲(1577)做雲南姚安府知府。從五十四歲(1580)起，他就辭官不做，過著獨居講學的生活。他的出處和一般封建士大夫的不一樣，做官的時候敢於和上級衝突；去官以後，並不回鄉隱居，而是依靠朋友。他初到湖北黃安，和耿定理共同講學。但和做大官的、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見衝突。耿定理死後，他移居麻城龍潭芝佛院，得到周思久、周思敬的接待。他的《焚書》發表後，揭露了耿定向的為道學，因而受到耿定向一派的迫害，說是淫僧異道。萬曆二十八年(1600)，他被從麻城趕走，二十九年逃到北京附近通州馬經綸家。三十年，被都察院左都禦史溫純夥通都察院禮科給事中張問達奏劾下獄，終於被迫在獄中自殺。
李贄的思想具有極大的叛逆性和頑強的戰鬥性。他受王學左派和佛學的影響，對程朱理學和一切為道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認為“天下無一人不生知”；“聖人不曾高，為人不曾低”。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統治的等級制度，以及維護封建的特權思想和宿命論思想。他認為工商業者開採礦藏，“日入商賈之肆，時充貪墨之囊”，對官私都有好處；商人“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起了發展生產的作用，並不是那麼“可鄙”的；男女同樣有智慧，不能說“見有男女”，“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這些見解都是與封建思想尖銳對立的。李贄思想中的叛逆性、戰鬥性因素，是當時社會經濟新因素，即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的反映。他的思想不是作為維護封建統治而出現的，而是代表了市民的要求和觀點。因此，他被統治者和一切庸俗士大夫目為“異端”，他的著作一再遭到焚毀。
對於文學，李贄同樣持有與傳統的文學思想根本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天下之至文”，絕不在於字句、結構等等形式上的追求，作家創作都是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所謂“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他提出了文學的《童心說》，認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實的思想感情。因此，他認為文學只有真假問題，不得以時勢先後論優劣。他說：“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他甚至認為“六經語孟”，“不可以為萬世之至論”，“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這對八股文和前後七子的假古董，實在是當頭一棒。他大膽地打破封建士大夫對文學的傳統偏見，大力推崇《西廂記》、《水滸傳》等通俗文學，認為是一種“至文”，而且以極大的熱情評點過《水滸傳》、《三國志通俗演義》、《琵琶記》、《幽閨記》等等，實為我國通俗文學最初的研究家和批評家。
李贄是一個思想家，不以文學著名。但他的散文，擺脫傳統古文的格局，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戰鬥性。思想大膽解放，或長或短，脫口而出，所謂“不阡不陌，攄其胸中之獨見”(袁中道《李溫陵傳》)。他寫給耿定向的一些書劄，實際是向為道學宣戰的檄文。如在《答耿司寇》中說：
……試觀公之行事，殊無甚異於人者。人盡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為自己身家計慮，無一厘為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餓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某等肯上門教人矣，是孔孟之志也；某等不肯會人，是自私自利之徒也；某行雖不謹，而肯與人為善；某等行雖端謹，而好以佛徒害人。以此而觀，所講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講，其與言顧行、行顧言何異乎?以是謂為孔聖之訓可乎?翻思此等，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其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之矣。
揭穿耿定向的為道學面貌，針針見血，淋漓痛快，這其實也是對一切庸俗的官僚士大夫的無情揭露和批判。他作詩不多，今存多為小詩，如《獨坐》：
有客開青眼，無人問落花。暖風熏細草，涼月照晴沙。客夕翻疑夢，朋來不憶家。琴書猶未整，獨坐送殘霞。
是獨居生活，傲岸不羈的寫照。又如《系中八絕》：
名山大壑登臨遍，獨此垣中未入門；病間始知身在系，幾回白日幾黃昏。
——其一《老病始蘇》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願早一命歸黃泉。
——其七《不是好漢》
不事格律雕飾，奮筆直書，至死不屈，表現了頑強的戰鬥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