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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公安派和竟陵派
萬曆間，繼續起來猛烈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人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為代表的“公安派”，時稱三袁，宏道最著名。
“公安派”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反對類比古人。袁宗道說：“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論文上》)!袁宏道說：“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雪濤閣集序》)。他們都看到時代決定文學的變化，時代變了，文學包括形式語言等等，一定要變，一切對古人的類比抄襲是違背文學發展的趨勢的。袁中道以為“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為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他更具體地說：“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於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花雪賦引》)。他指出文學變化是根據兩種不同的創作思想來實現的，從“法律”到“性情”，又從“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變，則為作者所不及知的“氣”所決定。這種“氣”顯然指客觀的不斷變化的時代。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學變化的迴圈現象雖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學始終是在變化，而且為客觀的力量所決定，這對衝擊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還是有意義和作用的。
袁宗道說：“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論文下》)。又說：“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同上)。他說的“意見”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養，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內容，而絕不是在形式語言上模秦仿漢。這也有力地打擊了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袁宏道更從作家或文章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他讚美袁中道的詩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小修詩敘》)。袁宏道所謂“性靈”，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說“性情”。由於重視“性靈”或“性情”，袁宏道並不怎樣強調“學問”、“意見”或“理”，而特別強調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認為“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同上)。又說：“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唯會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視婦人孺子的“真聲”、“任性”，赤子嬰兒的自然之“趣”，顯系受李贄“童心說”的影響，對打破封建思想束縛，直抒感興，比之袁宗道的“學問說”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的理論對打破擬古主義的陳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們的創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傳統古文的陳規定局，自然地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流利潔淨，是他們作品的特點。但他們以為“心靈無涯，搜之愈出”，而忽視社會實踐對作家的決定意義，這就把創作的源頭認錯了。他們寫來寫去，只是幾處風景名勝，題材狹窄，思想貧弱。他們的作品雖有革新意義，成就不大。
“公安派”對清代文學如鄭燮的散文，袁枚的詩和詩論，均有一定的影響。近代反動文人周作人、林語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靈文字”來宣揚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從而引導人們離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抵制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
反對擬古主義，和“公安派”同時，還有以竟陵人鍾惺(1572—1624)、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但更多的卻是乞靈於古人。他們選《詩歸》，目的就在於“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們以為古人之精神不是“滯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單緒”，“孤行”，“孤詣”。這樣他們就把詩文創作引向一條更為狹窄的小路。他們脫離現實生活內容，追求一種“幽深孤峭”的藝術風格，形式主義傾向更為顯明。
晚明產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是公安、竟陵文學革新的直接產物。著名作家有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陰人，1602—1645)等。一般描寫山水園林，語言明麗潔淨，刻琢精工。王思任的《遊喚》、《曆遊記》，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園亭記》，可見一斑。魯迅說：“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在風格上，它們比之陳腐的“載道”的散文，頗多清新之感。
張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陰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明亡後，“無所歸止，披發入山，戒戒為野人”。他的《陶庵夢憶》、《西湖尋夢》等就是他過去繁華生活的片斷記錄。這些片斷“夢憶”，反映了他的國破家亡的感慨，流露著追懷故國、熱愛鄉土的愛國思想。
張岱小品散文的題材較廣，凡風景名勝，世情風習，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無所不記。這記錄了他的生活實際，也反映了明末現實社會的某些側面，是比較有內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寫得細緻深入，自然動人。如《西湖七月半》記遊人情態，描摩盡致：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奚，聲光相亂，名為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張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閑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飽，呼群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梟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幾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遊湖，巳出酉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囈，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這和作者熟悉杭人風習，觀察深入細緻，有密切的關係。又如《湖心亭看雪》記西湖雪景：
……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餘拿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沅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餘舟一芥，園中人兩三粒而已。……
則別具剪裁，惟取渾括，以詩為文，使散文詩化了。
張岱的小品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博觀約取，簡潔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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