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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
《三國演義》描寫了西元一八四年到二八芳年間的歷史故事，起自黃巾起義，終於西晉統一。它集中地描繪了三國時代各封建統治集團之間軍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種種鬥爭，鬥爭的方式有公開的，有隱蔽的。通過這些鬥爭，作者揭示了當時社會的黑暗和腐朽；譴責了統治者的殘暴和醜惡；反映了人民在動亂時代的災難和痛苦，也表現了他們對統治集團的愛憎和向背，以及他們反對戰爭分裂，要求和平統一的願望。
全書的內容傾向，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三國演義》繼承了《平話》“擁劉反曹”的傳統，把蜀漢當作全書矛盾的主導方面，把劉、關、張、諸葛亮當作小說的中心人物。全書共一百二十回，其中自桃園結義至諸葛亮死五丈原這五十一年間的事就占了一百零四回，以後四十六年的事只用十六回就草草收束。“擁劉反曹”傾向的形成，有比較長遠、複雜的歷史和思想的背景。從史學傳統來看，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尊魏為正統，到東晉偏安江左以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就改蜀漢為正統。北宋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沿陳壽先例，尊魏為正統，到南宋偏安以後，朱熹作《通鑒綱目》，又一反司馬光的看法，仍尊蜀漢為正統。清史學家章學誠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氏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于何地為而習與朱子，則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正統也。諸賢易地而皆然。”(《文史通義·文德》)由此看來，歷代史家擁曹擁劉之爭，不過是封建正統觀念在不同條件下的不同表現。擁劉反曹思想之流行，確有為偏安的漢族王朝爭正統地位的歷史思想背景。民間流傳的三國故事中的“擁劉反曹”傾向和上述的習鑿齒、朱熹的蜀漢正統觀念是有一定關係的。但從《平話》和《演義》的內容傾向來看，決不能把它們“擁劉反曹”的內容簡單地歸納為封建正統觀念的表現。書中曹、劉對比的描寫，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是劉備以寬仁待民，曹操以殘暴害民；劉備待士以誠心和義氣，曹操則全用權術和機詐。劉備從桃園結義時就抱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並深知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所以“遠得人心，近得民望”。他的言行和曹操恰恰是鮮明的對比。他說：“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或以小利而失信於天下，吾不為也。”他初作安喜縣尉，就“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在新野時，老百姓又歌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當陽撤退時，十幾萬百姓跟隨他渡江，雖然情勢萬分緊急，他決不棄民先行。到了西川，他的軍隊“秋毫無犯，受到焚香禮拜”的歡迎。他的善於知人，對士能推心置腹，始終信任，給人印象也很深，他一見趙雲，就“甚相敬家，便有不舍之心”。在長阪坡，糜芳、張飛都以為趙雲去投奔曹操，劉備卻毫不懷疑地說：“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至於他對待諸葛亮，從三顧茅廬到白帝托孤，始終敬愛信任，則更為人所共知 。和劉備相對立的奸雄曹操，其殘酷、欺詐的性格和劉備也正是鮮明的對照。他殺呂伯奢全家時說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是他一生行動的哲學。他為報父仇，進攻徐州，“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對待部下的奸詐、殘酷更是無所不至。他軍中缺糧，先命令糧官王后用小斛發軍糧，然後又借王后的“頭”來平息眾怒。他為了追查在許都縱火的耿紀的餘黨，竟用訛詐手段把站在紅旗下面的三百多人全部斬殺。其他如痛恨禰衡而假手黃祖殺之；忌恨楊修而加以擾亂軍心的死罪；為防範行刺而“夢中殺人”，都給讀者極為深刻的惡劣印象。從這些對比描寫中，可以看出《演義》中“擁劉反曹”的觀念，也是表現封建時代人民 擁護“明君”，憎惡“暴君”的願望。書中許田射獵、董承奉詔、曹丕廢帝、劉備正位等章節中流露了相當濃厚的封建正統觀念，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強調正統的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支援深得人心的劉備，而不是支援行將潰滅的漢獻帝、劉表、劉璋等人物，這些人物在作者筆下只是可憐，並不可愛。
《演義》中極力宣揚了劉、關、張的義氣。小說第一回桃園結義就寫這三個異姓兄弟發誓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背義忘恩 ，天人共戮。這個盟誓就決定了三人名為君臣、情同骨肉的關係。從歷史傳統來看，義氣並不是新的東西。它是封建時代小私有者道德觀念的反映。它一方面表現了小私有者在受剝削壓迫下救困扶危、互相支援、見義勇為、自發反抗的積極品德。歷代遊俠之士那種講義氣、重然諾、感恩遇、報知己的壯烈行動，都是義氣的表現。歷代農民起義，也往往以義氣為號召。《宣和遺事》寫宋江起事，前後經過三度“結義”，並非毫無現實根據的虛構。《續通鑒》記元至正十一年劉福通、韓山童等領導紅巾起義，也“宰白馬黑牛，誓告天地”。《平話》到《演義》中所極力渲染的“桃園結義”的傳說，顯然和這個歷史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內在聯繫。但是，由於“義氣”不是從階級觀點出發，往往以個人恩怨作為行動的根據，所以這種道德觀念常常被封建統治階級所利用。在《演義》裏，關羽正是被作者當作義氣的化身的英雄人物。許田射獵時，他拍馬提刀而出，“要斬曹操”，是激于忠義之氣。從“屯土山關公約三事”到“挂印封金”、“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以及斬蔡陽、古城會等一系列行動中，更突出他忠於桃園盟誓、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義氣。華容道釋曹操，在作者看來也是“拚將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義名”的“壯舉”。在關羽的行動中，我們一方面看到“義氣”的團結鼓舞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明顯地看到“義氣”的局限。他“約三事”時雖然自稱“降漢不降曹”，結果還是替曹操斬了顏良、文醜，而華容道釋曹操，更是認敵為友，把個人恩怨放在整體利益之上。關羽被害後，劉備、張飛旦夕號泣，誓死復仇的行動，也表現出他們重義氣、輕富貴的態度。所以伐吳之役，連諸葛亮、趙雲等心腹之臣也無力勸阻。實際上，這也是把個人情誼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也正是由於這種義氣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所以義氣化身的關羽，後來就為清代統治者所利用，並附會種種迷信色彩，稱為“伏魔大帝”，“關聖帝君”。而“桃園結義”的形式，也往往被各種封建的江湖幫會用作欺騙的手段。
在《演義》裏，作者還善於通過三國之間政治、軍事、外交的種種事件，把歷史上各種鬥爭的經驗和智慧，形象生動地表現出來。而諸葛亮這個光照全書的人物，正集中地表現這種驚人的智慧，絕世的才能。《演義》的作者一反正史所謂“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三國志·諸葛亮傳》)的看法，把他描寫成為政治、軍事、外交無所不能、無所不精的人物。他隱居隆中時，對天下大勢已了如指掌，初見劉備就提出了據蜀、聯吳、抗魏的長遠戰略思想，博望坡出奇制勝就奠定了他在劉備集團內部的威信。赤壁之戰，他孤身到吳國，不僅在身臨危境中舌戰群儒，和東吳上下各方進行了複雜曲折的鬥爭，爭取了強有力的同盟，貫徹了聯吳抗曹的戰略，而且在戰役部署的各個關鍵環節上表現了超過曹操和周瑜的見識和才能。在三氣周瑜、奪取荊州過程中，更逼得周瑜咬牙切齒地說：“既生瑜，何生亮!”後來龐統死於落鳳坡，關羽失荊州，身死麥城，劉備征吳失敗，病死白帝城，都是由於不聽他的勸告。劉備死後，蜀中元氣大傷，他卻獨力支援了這個困難的局面。安居平五路，七擒孟獲，六出祁山，穩定局勢，平定後方，打擊敵人。那種排除萬難的才能、堅韌不拔的毅力，和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誠結合在一起，就成為封建時代人民所幻想的“賢相”的典型，他和那些“筆下雖有千言，胸中實無一策”的書生是完全不同的。除諸葛亮外，周瑜和曹操兩人也是富有鬥爭經驗、善於應付各種事變的人物。周瑜在赤壁之戰中分析曹軍的虛實，談笑自苦地部署這場大戰，兩度愚弄蔣幹，並通過蔣幹以愚弄曹操，都表現了出色的戰略才能。曹操雖然被作者寫成反面人物，但作者並沒有把他簡單化，因此在寫他奸詐時，也表現了他“豪爽而多智”的一面。例如在青梅煮酒的談話中他笑袁術是“塚中枯骨”，袁紹是“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劉表是“虛名無實”，劉璋是“守戶之犬”，對當代人物分析得很精闢。官渡之戰，他在和袁紹軍力相懸十倍的條件下，善於聽取許攸的建議，劫燒烏巢軍糧，終於取得勝利，打垮了他在中原的勁敵。其他如蜀國的龐統、姜維，吳國的呂蒙、陸遜，魏國的司馬懿等，也是長於謀略的人物。以上這些人物層出不窮的奇謀勝算，不僅使這部書吸引人心，而且教育人民認識封建社會政治鬥爭的複雜和尖銳，獲得階級鬥爭的經驗和才能，突破統治階級的愚民政策，積極掌握自己的命運，具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但是，《演義》的思想內容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點。作者從封建立場出發，誣衊黃巾起義軍是“劫掠良民”的“盜賊”，儘管這只是全書的引子，而且在具體描寫中，作者也指出朝政種種黑暗腐敗是起義的原因，寫出“青、幽、徐、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客觀上反映了起義領袖在人民中的威望，但這並不能掩蓋作者對農民起義的階級偏見。書中一開頭就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認為三國鼎立、西晉統一是先天命定，完全是一種傳統的“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龐統死前有童謠預言，上方谷司馬懿父子不死，是出於天意，也充滿宿命論色彩。孔明火燒藤甲要“損壽”，是因果報應觀點。至於孔明借東風，擺八陣圖，五丈原禳星，關羽玉泉山顯聖，以及于吉、左慈興妖作法等故事，更充滿了神怪迷信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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