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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
《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國文學史、特別是小說發展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小說，它既以民間傳說為基礎，又儘量以《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為依據。章學誠說它是“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丙辰劄記》)，民間也有“真三國，假封神”的說法。從全書史事綱目、人物事為輪廓來看，這些評論大體是合乎實際的。但是，我們如果把《三國志》及裴注和《演義》再作一些具體的對比，就可以看出兩者之間不僅在思想傾向上有尊曹尊劉之分，而且在內容比重上也各有輕重。《三國志》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而《演義》裏則有將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有關蜀國及其人物的故事的。在故事情節和人物塑造上，也有很大的出入。凡是《演義》中精彩豐富的故事，生龍活虎的人物，往往是虛多於實的。因此，我們必須把這部歷史小說看成藝術作品，即使它客觀上起著傳播歷史知識的作用，我們也必須把它和歷史書區別開來。章學誠因為它“七實三虛”而批評它“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淆亂”，就是因為把它當成歷史書的緣故。謝肇制從文學的角度批評它“太實則近腐”，又是因為沒有充分估計那些虛多於實的情節和人物創造的成就。幾百年來，曹操、諸葛亮等人物成為奸詐和智慧的代名詞，是和《演義》的深入人心分不開的。
一般歷史演義往往是在排比正史材料之外，穿插鋪為一些野史逸聞，在故事情節上可能收到一些曲折離奇的效果，但人物的精神性格卻很空洞平板。《三國演義》的作者顯然是選擇了另一條艱苦的創作道路。作者的創作方法基本是現實主義的，他根據正史記載和民間傳說加以擴展，估計人物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可能有的言語行動，作了生動具體的描繪。並剔除了傳說中一些過於離奇的成分。但是由於許多人物的故事千百年來在群眾中流傳，經過不斷的加工創造，因此，這些人物的性格、品德和才能已經不同程度地超越了特定歷史人物。作者又在這些傳說上加以想象發揮，他們的性格也就更完整、更充實、更鮮明了。象諸葛亮在赤壁之戰、三氣周瑜、七擒孟獲等事件中料事如神的智慧，關羽在溫酒斬華雄、單刀赴會中威風凜凜的英雄氣概，以及張飛喝退百萬曹兵，趙雲單騎救主等情節，都充滿了浪漫主義的傳奇色彩。儘管有些事跡或多或少有歷史根據，但把它生髮開來，使之豐富、鮮明、擴大，仍然是人民和作家的功績。這許多地方往往體現著現實和理想的結合，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
《演義》的藝術結構，既宏偉壯闊，又不失嚴密和精巧。全書時間漫長，人物眾多，事件複雜，頭緒紛繁。既要照顧歷史事實的基礎，又要適應藝術情節的連貫，這在客觀上增加了不少困難。但作者卻能以蜀漢為中心，抓住三國矛盾鬥爭的主線，井然有序地展開故事情節。既曲折變化，又前後貫串，賓主照應，脈絡分明，構成了一個基本完美的藝術整體，較少瑣碎支離的情況。這在古典小說中是少有的。
《演義》善於通過錯綜複雜的故事情節，巧妙地表現封建統治集團之間以及各統治集團內部的種種複雜、尖銳的矛盾和鬥爭，尤其善於描寫各種戰爭。作者總是以人物為中心，寫出戰爭的各個方面，雙方的戰略、戰術，力量的對比，地位的轉化，使大小戰役各具特色，千變萬化，並善於揭示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官渡之戰和赤壁之戰不同，七擒孟獲和六出祁山不同。赤壁之戰表現尤為精彩。《三國志》記載赤壁之戰非常簡略，《演義》卻以長達八回的篇幅，把故事渲染得波瀾壯闊，淋漓盡致。在決策階段寫孫、劉聯盟的形成以及孫吳內部和戰之爭，處處強調了孫明的作用。在雙方備戰階段中，作者緊緊抓住曹軍不習水戰的問題，寫周瑜和曹操之間來回隔江鬥智，曹操兩次派蔣幹過江以及遣蔡中、蔡和詐降，都被周瑜識破並巧妙地加以利用。但是周瑜這些妙計每次都不出孔明的意料。周瑜忌妒孔明，想用斷糧道、造箭殺孔明，計謀也被孔明識破。這樣作者便很自然地寫出孔明的才能、氣度處處高過周瑜。在寫交戰雙方敵我矛盾上，作者較多地是依據史實加以鋪張，在寫周瑜、孔明的內部矛盾上，作者幾乎是全憑虛構。作者不僅善於錯綜交織地表現敵我矛盾和內部矛盾，而且善於在緊張鬥爭中，用抒情的筆調點染孔明飲酒借箭，龐統挑燈夜讀，曹操橫槊賦詩的悠閒插曲。這樣山裏套山，戲中有戲，推波助瀾，逐漸把故事引向高潮。處處都表現出作者傑出的藝術匠心。官渡之戰，作者雖然點明了袁曹兵力相差十倍的客觀情況，但在描寫上卻抓住軍糧問題，大作文章。曹操和許攸的對話，是決定戰略的關鍵，渲染得尤其有聲有色，人物的性格也非常鮮明突出。七擒孟獲，作者又突出孔明七縱七擒，恩威並用的政策觀念，同時也就突出了這次戰爭的新特點。作者敘述戰爭還善於運用實寫和虛寫結合的手法，對戰爭的勝利者，往往不惜詳盡描寫，另一方只作簡要敘述。赤壁之戰中詳盡描寫的是孫劉一方。“安居平五路”，只有一路是實寫。這樣既重點突出，又省去許多筆墨。
《演義》通過驚心動魄的政治、軍事鬥爭，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構成了一幅絢爛多彩的圖卷，豐富了我國藝術的寶庫。在赤壁之戰的尖銳矛盾衝突中，作者不僅寫出周瑜、孔明的英雄才略，而且寫出魯肅的誠懇忠厚，黃蓋的赤膽忠心，闞澤的機智大膽，蔣幹的愚而自用。作者刻劃人物，往往是通過不同的故事情節，反復渲染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徵。例如張飛嫉惡如仇、粗豪爽直的性格，就是通過怒鞭督郵、古城會拒關羽以及責問劉備遲不發兵為關羽復仇等等情節突出表現的。但是，這並不使人物性格簡單化，張飛雖然粗豪，卻有從善如流的一面，他初見孔明作軍師不服氣，等到旗開得勝就立刻下馬拜伏。初到耒陽縣見龐統怠職，他勃然大怒，等看了龐統判案，立刻就稱讚他的“天才”。作者把這兩方面密切結合起來，就使張飛那“快人”的性格寫得分外令人可愛。又如寫關羽義勇的性格，並不忽視他剛愎自用的缺點，“量大失荊州”的錯誤。作者還善於運用誇張、對比、烘托的手法描繪人物，如關羽斬華雄，作者只是預先極力描寫華雄的猛勇，一出場就連斬了四員大將，關羽出戰後，也不具體描寫其交戰經過，只寫關外鼓聲喊聲如地塌山崩，正當人們為關羽耽心的時候，他已提華雄的頭擲於地上，出戰前釃下的那杯熱酒尚有餘溫。又如寫孔明的出場，也是先寫司馬徵、徐庶的談論和推薦；寫三顧茅廬，也是著重寫前兩次的不遇，借崔州平等人的言論風采，借臥龍崗的山林景色重重烘托；又以張飛的粗暴和急躁來襯托劉備求賢的真誠和謙恭。這樣就使孔明的高潔品格和絕世才能在讀者眼中無比地鮮明突出。《演義》這些成就，標誌著我國古典小說在人物塑造上的新發展。
《演義》吸收了傳記文學的語言成就，並加以適當的通俗化，“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賞，具有簡潔、明快而又生動的特色。敘述描寫，不以細膩見長，而以粗筆勾勒見工，但許多生動片段，也寫得粗中有細，例如：
孔明強支病體，令左右扶上小車，出寨遍觀各營，自覺秋風吹面，徹骨生寒，乃長歎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
這裏寫孔明死前最後一次巡視軍營，著墨雖不多，卻把他“鞠躬盡瘁”的耿耿忠心刻畫出來了。至於寫人物對話，更往往是個性鮮明，有聲有色。張飛的話，多半快人快語，一針見血；曹操的話，多半豪爽機詐，變化莫測；關羽的話，往往心高氣盛，目中無人。張松見曹操，數曹操的敗績，痛快淋漓，嘲諷盡致。而孔明的對話，則往往從容不迫，應對自如。例如“舌戰群儒”中的兩段：
座上又一人問曰：“孔明欲效儀、秦之舌，遊說東吳耶?”孔明視之，乃步騭也。孔明曰：“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為辯士，不知蘇秦、張儀亦豪傑也：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皆有匡扶人國之謀，非比畏強淩弱，懼刀避劍之人也。君等聞曹操虛發詐為之詞，便畏懼請降，敢笑蘇秦、張儀乎?”步騭默然無語。……
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後。劉豫州雖雲中山靖王苗裔，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席販屨之夫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績也。孔明笑曰：“公非袁術座間懷橘之陸郎乎?請安坐，聽吾一言：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則世為漢臣矣；今乃專權肆橫，欺淩君父，是不惟無君，亦且蔑祖；不惟漢室之亂臣，亦曹氏之賊子也。劉豫州堂堂帝胄，當今皇帝按譜賜爵，何雲無可稽考?且高祖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織席販屨，又何足為辱乎?公小兒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
這些對答，處處針鋒相對，寸步不讓。語氣口吻，充滿輕蔑的譏刺。比之後來的一些小說，雖然不夠口語化，但用來表達三國的歷史人物，仍然是適宜的。
但是，《演義》在藝術上也有比較明顯的缺點，這就是人物性格缺少發展，好像曹操生來就奸詐，孔明生來就聰明。這種缺點的產生，可能是受史傳材料的局限，同時也受某些民間傳說人物定型化的特點的影響。同時在運用想象誇張手法上，有時不免過分，所謂“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魯迅說的“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正是最明顯的例子。民間諺語說：“劉備摔阿斗，刁買人心”，也正和魯迅的批評相似。也說明作品的客觀效果和作者本來的主觀願望還頗有不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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