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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的詩文
十九世紀中葉前後(道、鹹)，即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分化，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官僚文士，開始面對現實，發出改革內政，學習外國有用的知識，抵抗外國侵略的呼聲，因而產生了進步的文學潮流。龔自珍、魏源和林則徐實開其先路。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和龔自珍齊名，他們是朋友，思想也相近。他“以經濟名世”，不以詩人或文章家著名。實際他對詩文創作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他“仿白香山體”作的一部分古體詩如《江南吟》“阿芙蓉”、《都中吟》“籌善後”等，以及數十首律詩《寰海》、《秋興》等，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無能，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表現了深厚的愛國主義感情。“昔人所欠將余俟，應笑十詩九山水”，他的大量山水詩，不少篇章具有一種形象飛動、生機蓬勃的特點，如《湘江舟行》、《天臺石梁雨後觀瀑歌》、《三湘棹歌》等。魏源的散文，為事說理，內容詳實，條理明晰，語意明白暢達。這與龔自珍的奇詭以至艱深晦澀，恰好成為鮮明的對照。但龔、魏的散文，都是獨書所見，不事類比，與“桐城派”古文是對立的，對後來的新體散文有先驅示範作用。
林則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關心國計民生，堅決主張抵抗英國侵略，並具有實際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他于嘉慶二十四年(1819)一度參加過並不是進步知識份子結合的“宣南詩社”，實際他和“宣南詩社”為多的平凡官僚文士有顯著的區別。他的詩主要是政餘抒情和官場酬唱之作。在粵東查禁鴉片到謫戍伊犁時期的部分詩篇，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也表達了對投降派的指責和憤慨。“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這是他“常不去口”的著名詩句。他的描寫西北關山形勢諸作，如《出嘉峪關感賦》，氣魄雄偉，格律嚴整，足以表現其深厚的功力。
這個時期，許多詩人表現了愛國主義立場。張際亮(1799—1843，字亨甫，福建閩侯人)是這時享有盛名的作者。他尖銳地批評乾隆以來各派代表詩人和詩風，認為“或以議論考訂為詩，或則輕佻淺鄙，無與于風雅之旨”；認為“其負盛名如沈歸愚、朱竹君、袁子才、趙雲崧、蔣心余、黃仲則、翁覃溪、張船山諸先達，固皆一時才人，然于風雅之旨正多未逮，袁佻、趙獷、蔣薄、黃輕，張介於黃、蔣之間”：對衝擊腐朽詩壇，樹立近代進步詩風有一定意義。他的《浴日亭》一詩較早地反映了外國侵略形勢和國家民族的危機。老年詩人張維屏(1780—1859，字子樹，廣東番禺人)，目睹英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激發了愛國熱情，寫出了一些格調高昂，歌頌廣東人民英勇的抗敵鬥爭，揭露統治者妥協投降的詩篇。如有名的《三元里》：
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為萬為同時來，同義生憤憤生勇，鄉民合力強徒摧。家室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群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鄉分遠近旗斑斕，什隊百隊沿奚山。為夷相視忽變色：“黑旗死仗難生還。”夷兵所恃惟槍炮，人心合處天心到，晴空驟雨忽傾盆，凶夷無所施其暴；豈特火器無所施，夷足不慣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躑躅，高者岡阜愁顛擠。中有夷酋貌尤醜，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舂長狄喉，十日猶懸郅支首。紛然欲遁無雙翅，殲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網開，枯魚竟得攸然逝，魏絳和戎且解憂，風人慷慨賦同仇。如何全盛金甌日，卻類金繒歲幣謀。
後一輩的詩人貝青喬(1810—1863，字子木，江蘇吳縣人)是一個“跌宕有奇氣”，“生平具幹濟才”的愛國者。他參加過浙江沿海的抗英戰爭。他在奕經軍中寫的《咄咄吟》，因事作詩，就詩加注，是別具一格的史詩：
癮到材官定若僧，當前一任泰川崩。鉛丸如雨煙如墨，屍臥穹廬吸一鐙。
天魔群舞駭心魂，兒戲從來笑棘門；漫說狄家銅面具，良宵飛騎奪昆侖。
前首記奕經門生武官張應雲，當敵人來攻時，猶臥吸鴉片；後首記宋國經軍戴紙糊面具，裝作鬼怪，跳舞而前，敵人以槍炮迎擊，遂不戰而潰散：這些嚴峻的諷刺詩，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軍事史和昏庸誤國的罪狀。後來詩人旅食四方，作詩更多，更廣闊地反映了這個時期的現實主要矛盾。同時林昌為(1803—?，字惠常，福建侯官人)作《射鷹樓詩話》一書，集中地搜集並評論了反帝愛國的詩篇，改變了從來的詩話面貌，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這部詩話也說明了作者對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觀點：詩人必須關心國事，詩歌必須反映社會現象和重大的事件。他有一些詩正是這種觀點的實踐。此外姚燮、朱琦、陸蒿、黃燮清、金和等也都從不同角度寫下了不少具有現實內容、表現愛國主義立場的詩。就散文說，張維屏和林昌為都曾表示反對“桐城派”古文。稍後的馮桂芬(1809—1874，字景亭，江蘇吳縣人)、王韜(1828—1897，字仲濤，江蘇吳縣人)，隨著改良主義思潮的發展，不僅明白提出反對或為棄“桐城派”古文，而且在寫作實踐上也開闢了新體政論散文的道路。馮桂芬的《校分廬抗議》和王韜的《濤園文錄外編》實開近代政論散文的先例。王韜是我國早期的新聞工作者，他把所見所言“達之於日報”，那就是使文章社會化。他已顧不得什麼“古文辭的門徑”，而只求文章能夠合乎一個簡單的標準——“達”，明白清楚，人人能懂，毫無隔閡。他肯定社會化的報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發展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
太平天國的革命文學，更有其特出的進步意義。洪仁幹等發佈的《戒浮文巧言諭》，是徹底打擊“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虛為的封建文學的歷史文獻。它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確主張。認為文章的產生本來是為了社會實用，而“一應奏章文諭，尤屬政治所關”。因此它提倡“文以紀實”，“一一敘明，語語確鑿，不得一詞嬌豔，毋庸半字虛浮”，以期“樸實明曉”，人人易懂。它反對“古典之言”，特別是那些不倫不類、荒誕無稽、飽含封建毒素的陳詞濫調。從革新的實際看，太平天國領袖們的為事議論，自覺運用通俗的語言和形式，確實是向著“樸實明曉”的文風努力的。他們的詩，如洪秀全的《述志》(注：原詩見《洪仁幹自述》，無題，此編者所擬。)：“眼通西北江山外，聲振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楊秀清的《果然英雄》：“拔地參天皆勇將，安邦定國盡忠臣；衝鋒恐後常虞我，遇事爭先詎讓人為”都充滿著革命英雄主義的政治內容。他們用詩宣佈清王朝的滔天罪狀，鼓舞千百萬起義人民的殺敵意志和勝利信心，宣揚“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和翻天覆地的雄圖大志。他們的詩的語言亦通俗易懂，生動有力。
和上述進步的詩文潮流同時，傳統詩文也還出現另一種局面，這就是宋詩運動和“桐城派”古文的“中興”。
明代作家在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的影響下，一般鄙薄宋詩。清初以來，宋詩逐漸成為部分詩人研究和學習的物件，但影響不大。乾隆嘉慶間，提倡宋詩，擴大宋詩的影響，關鍵人物是翁方綱。近代宋詩運動的發生同他有密切的關係。這個運動是作為模仿漢魏盛唐的反對派而出現的一種詩壇風尚。它主要區別於“神韻派”和“格律派”。它的模仿物件是杜、韓、蘇、黃，是傳統詩壇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新發展。程恩澤(1785—1837)、祁雋藻(1793—1866)是這個詩派的早期人物。他們都是大官僚和考據家。程恩澤詩學昌黎、山谷，所謂“率排憂妥帖，力健聲宏，琅琅乎若鸞鳳之嘯於窮霄也”，實際是他遠離現實，無視于現實生活中的鬥爭內容，不得不努力走著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道路。祁雋澡主張作詩要有“學識”和“性情”，而且態度總要“溫柔敦厚”，顯系清中葉主要詩派的調和論調。他的詩主要學韓，也偶然學杜、學白，大都是形式、語言的類比，很少觸及現實社會內容。無非是“感恩”、“扈從”、赴官旅行、官場應酬等等堆砌文字的庸俗紀錄，是典型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作品。何紹基(1799—1873)、鄭珍(1806—1864)、莫友芝(1811—1871)是這個詩派的重要作家。他們都是正統派考據家。他們都和程恩澤、祁雋藻有師友或幕僚的關係。何紹基“詩宗李杜韓蘇諸大家”，所作大都是書畫題跋、山水景物描寫和官場應酬之作。鄭珍詩主要學韓，所作大多是描寫山水風土和自己的貧困生活。晚年作風轉向學杜，也寫了一些較有現實意義的詩。莫友芝詩風與鄭珍相近，枯槁乏味，更在鄭珍下。反動頭子曾國藩(1811—1872)也學杜韓，而特尊黃山谷，給這個詩派的影響更大。
“桐城派”古文，在乾嘉時代，由於考據家的排斥和駢文家的對抗，只是師弟相傳，影響並不很大。近代使“桐城派”古文“中興”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梅曾亮(1786—1856)。他的古文，具有“清淡簡樸”的特點，但一般缺乏現實內容，成就不大。少數寫景文，如《小盤穀記》等，篇幅短小，句句落實，而又多曲折變化，有一定的文學意味。後來曾國藩既詳敘桐城派古文家源流，樹立大小旗幟；又利用官僚買辦勢力，網羅幕府人材，擴大反動影響，從而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了“中興”的局面。他利用“桐城派”古文維護封建統治，反對太平天國革命；他的古文成為屠殺人民最反動的工具。同時的吳敏樹(1805—1873)不肯參加曾國藩幕府，也不承認自己是“桐城派”，實際他是在“桐城派”影響下刻苦自修的一個作家。他的古文，同樣缺乏現實內容，成就不大。有些作品如《說釣》等，諷刺世態，刻意描寫，有自己的特點。
詞在這個時期，以蔣春霖(1818—1868)為代表作家。他傾倒一時，名氣很大，所謂“咸豐兵變，天挺此才”。實際他的某些著名作品，如〈木蘭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來者，感賦此闋》、〈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淡黃柳〉《揚州兵後……》、〈台城路〉《全麗生自金陵圍城出……》等等，誣衊太平天國革命，淒苦哀怨，表現了地主階級的沒落情緒和反動立場，完全是封建糟粕，應該堅決遺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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