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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詩界革命”和黃遵憲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同世紀末(同、光)，中國資本主義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同時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徹底暴露了清王朝腐朽無能，亡國之禍迫在眉睫。在這個政治經濟的新形勢下，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逐漸形成了一個相當廣泛的政治和文化運動。一八九八年(戊戌)的變法維新，就達到了這一運動的頂點。作?改良運動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就是詩歌改良運動，就是梁啟超等所謂“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的發生，是改良運動的需要，也是近代進步詩歌潮流進一步的發展。在戊戌變法前一兩年，梁啟超、夏曾佑、譚嗣同等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並試作“新詩”。“綱倫慘以喀私德，法會盛于巴力門”；“三言不識乃雞嗚，莫共龍蛙爭寸土”：這就是譚嗣同所自喜的“新學之詩”。喀私德，Caste的譯音，指印度社會的等級制；巴力門，Parliament的譯音，英國議院名；龍指孔子，蛙指孔子教徒。可見這時所謂“詩界革命”或“新詩”，確如梁啟超所批評，只是“頗喜尋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但詩界這種嘗試，反映了人們對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並試圖解決詩歌如何?改良運動服務的問題，還是有一定意義的。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在日本著《飲冰室詩話》，繼續鼓吹“詩界革命”。他批判“以堆積滿紙新名詞?革命”的詩風，認?“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苟能爾爾，則雖間雜一二新名詞，亦不為病”。這是“詩界革命”的一個發展，它要解決的雖然仍是詩歌如何為改良運動服務的問題，但它卻是近代進步詩歌潮流的一個概括和理想。
在改良運動中，最早從理論和創作實踐上給“詩界革命”開闢道路的是黃遵憲。他是梁啟超極力讚揚的“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也是龔自珍以後最傑出的一個詩人。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他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從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旋為駐日本使館參贊，到一八九四年為新嘉坡總領事，先後在國外十六七年。在長期的外交活動中，他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文化和科學文明所吸引，思想和創作都起了深刻的變化。最初他認為中國再不能閉關自守，應瞭解並學習日本的變法維新，這就是他著作《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的由來。後來他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看穿了美國選舉總統所謂“民主”的醜劇，作《紀事》，給以有力的嘲笑和批判。但他不可能認識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本質，在任駐英國使館參贊時，卻又羡慕英國資產階級的“民主”，並終於樹立了“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的改良主義政治思想。從新嘉坡回國後，他在上海參加了以康、梁為首的“強學會”，創辦《時務報》；又到湖南助陳寶箴創行新政，提倡變法。戊戌政變後，遂隱居鄉里，以詩人終。他是一個外交家和改良派的積極活動家，也是一個努力向西方尋求真理，企圖改革腐朽內政，挽救民族危機的愛國者和詩人。
“窮途竟何世，餘事作詩人”。黃遵憲不甘以詩人自命，是有他更大的政治抱負的。他對梁啟超說自己作詩是“憤時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不遇”。從這種態度出發，他在詩創作上也提出比較進步的主張。早在他二十一歲時作的《雜感》詩裏即反對傳統詩壇的擬古主義：“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並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為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的現實主義觀點，“有別創詩界之論”。後於倫敦使署作詩集自序，他要求“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即要求詩要為事而作，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要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必去類比古人，因為“今之世異于古，則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進一步明確了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但在表現方法上，他卻主張利用古人優良的藝術傳統，力求變化多樣：“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對於材料語言，他認為要儘量利用那些切用的古今歷史語言資料，並結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曆，皆筆而書之”，從而創造那“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為我之詩”。他說：“風雅不亡由善變，光豐之後益矜奇。”他的詩論主張表現了變古革新的精神，他的創作實踐也表現了“新派詩”的風貌。
黃遵憲的詩，反映了新世界的奇異風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開闢了詩歌史上從來未有的廣闊的領域。“我是東西南北人，平生自是風波民；百年過半洲遊四，留得家園五十春”(《己亥雜詩》)。時代變了，生活變了，接觸了新世界，就給他的詩歌創作帶來了新源泉、新意境。有名的《今別離》四首，歌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片、東西半球晝夜相反四事，確實給詩界帶來了新氣息：
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馳，益增中心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並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定留滯不為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其一，詠輪船火車
這類詩，寫新事物，新文化，反映近代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表現新的思想感情，是一種有歷史意義的創造。他寫新世界的景物，如《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即景抒情，奇境獨辟，廣闊的眼界和胸襟消融了向來旅客所慣有的孤獨情緒，也是近代社會生活巨大變化的反映。
但更重要的是，他時刻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描寫了一系列的重大歷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帝國主義列強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逐客篇》寫美帝國主義掠奪我國廉價勞動力去開發美國，“藍縷為山林，丘墟變城郭”，而後又百般地虐待華僑，驅逐華工。詩人憤慨地寫道：“鬼域實難測，魑魅乃不若，豈謂人非人，竟作異類虐!”《馮將軍歌》模仿《史記·魏公子列傳》不斷重復“公子”的手法，全詩連續用“將軍”的稱呼，熱情地歌頌年老的馮子材英勇地抗擊法國侵略軍的光輝戰績，並希望繼起有人，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命運：“得如將軍數十人，制梃能撻虎狼秦，能興滅國柔強鄰，嗚呼安得如將軍!”《度遼將軍歌》揭露湖南巡撫吳大澄在中日戰爭的可恥失敗：
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餘畀為將軍慷慨來度遼，揮鞭躍馬誇人豪。平時搜集得漢印，今作將印懸在腰。將軍鄉者曾乘傳，高下句驪蹤為遍；銅柱銘功白馬盟，鄰國傳聞猶膽顫。自從弭節駐雞林，所部精兵皆百煉；人言骨相應封侯，恨不遇時逢一戰。雄關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風顛。歲朝大會召諸將，銅爐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拔刀親割生彘肩。自言“平生習槍法，煉目煉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客如鐵堅。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呂姥殊可憐；看餘上馬快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為鴨綠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烽煙；坐中黃曾大手筆，為我勒碑銘燕然。為?鼠子乃敢爾，是何雞狗何蟲豸!會逢天幸遽貪功，它它籍籍來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為行聊一試。待彼三戰三北餘，試我七縱七擒計。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逃。棄官脫劍無人惜，只幸腰間印未失。將軍終是察吏才，湘中一官複歸來。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風哀。幕僚步卒皆雲散，將軍歸來猶善飯。平章古玉圖鼎鍾，搜篋價猶值千萬。聞道銅山東向傾，願以區區當芹獻。借充歲幣少補償，毀家報國臣所願。燕雲北望憂憤多，時出漢印三摩沙。忽憶遼東浪死歌，印兮印兮奈爾何!
詩人把無比的憤怒變為冷峻的諷刺，通過對這位愚昧無能而狂妄自大的“將軍”的描摹，典型地揭露了清王朝及其官僚將帥們的昏庸腐朽。隨著中日戰爭的節節失敗和清廷的喪權辱國，他寫了《哀旅順》、《臺灣行》等一系列為事詩。詩人的愛國熱情始終是昂揚的，他曾用通俗的形式作《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等二十四首，大力鼓舞抗敵情緒。這實際是有組織的一篇長詩，分為二十四章，每章末字連綴起來，成為“鼓勇同行，敢戰必勝，死戰向前，縱橫莫抗，旋師定約，強我國權“六句戰鬥口號。例如《軍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炙眉頭瓜噴鼻，誰實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牽裾密縫線，語我毋戀戀。我妻擁髻代盤辮，瀕行手指面：敗歸何?再相見，戰戰戰!
戟門乍開雷鼓響，殺賊神先王。前敵鳴笳呼斬將，擒王手更癢。千人萬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險艱!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馬磨馬耳人靡肩：前前前!
…………
梁啟超說“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可想見它對當時讀者的鼓舞力量。又曾作《幼稚園上學歌》十章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教育少年兒童的愛國思想，情調與此相近。
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帶著悲憤的心情作《感事》詩，揭露頑固派的殘酷愚昧，悼念維新黨人的橫遭斥逐，或慘被殺害。但他堅信中國未來的政治趨勢必然要經過“變從西法”的道路。在晚年的《己亥雜詩》中，他寫道：
滔滔海水日趨東，萬法從新要大同；後二十年言定儉，手書心史井函中。
他所希望的“大同”實即改良派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
黃遵憲的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的。他系統地具體地記錄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嚴重危機和主要矛盾。他的詩有“史詩”之稱。他知識廣博，當時所謂新學和新世界的見聞，以及傳統的歷史文化，無不用來作詩，他的作品多巨集篇巨制，給人一種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覺。在手法上，他努力使傳統的詩歌形式與新內容諧和，使嚴整的韻律與散文化的筆法諧和，使“流俗語”、新名詞與舊格調諧和，因而他確實創造了“舊風格含新意境”的詩，成為“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
但黃遵憲詩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因為要保存舊風格，就不得不保存舊形式，極為運用舊典故、舊語詞、舊句法。因而詩體就不能徹底解放，成為真正的“新詩”。他的若干“史詩”相當難讀，實由於擺脫傳統束縛不夠，用典過多，幾乎無一字無來歷，顯然和“同光體”的影響有關。當然，在思想內容上，對帝國主義的兇惡本質，以及改良派所幻想的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制度的虛為性等等，認識上存在著很大局限，固不必說，即對清王朝的腐朽罪惡的揭露也還不夠深廣。他的詩表現著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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