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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對立時期，蒙古各部落隨著畜牧生產的發展，已出現了私有財產，開始由氏族社會進入奴隸社會的變革過程。蒙古孛幾隻斤部落的貴族鐵木真，就是在這個變革過程中出現的傑出人物。宋甯宗開禧二年(1206)，鐵木真在斡難河召開各部落首領會議，創立了蒙古帝國，結束了蒙古長期分裂的局面，並被尊稱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區建立分封制度，設置護衛軍，頒佈“大紮撒”法典，並任命“劄魯忽赤”(即斷事官)。這些政治、軍事上的措施，雖然是為了加強大汗的威力和對各部落的控制，但也順應當時蒙古社會經濟的發展，鞏固了蒙古族內部的統一。這時以成吉思汗為首的蒙古貴族很快就侵入長城以南地區。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滅了金國，佔據了黃河流域。宋理宗寶佑元年(1253)，蒙古憲宗蒙哥滅大理。宋度宗鹹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經》乾元之義，改國號為大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又滅了宋朝，統一了全中國。
元朝的統一結束了三百多年來國內幾個政權並立的局面，改變了北宋以來長期積弱不振的形勢。當時中國的疆域比漢唐時代更為廣闊，西藏正式成為我國行政區劃的一部分，直接歸宣政院管轄；雲南被建為行省；臺灣、澎湖也歸入中國版圖。這個大一統局面的出現，擴大了國內各地區經濟相互調劑的範圍，促進了國內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元代雜劇、散曲和詩文作家中，有不少是少數民族的，他們的創作豐富了祖國文化的寶藏。由於東西交通的一度暢通，我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較前密切。我國的羅盤、火藥、印刷術於此時傳入西歐，西方的天文學、醫學、算學等也陸續傳入我國，這有利於雙方科學文化的發展。
但是，元朝的統治是建立在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基礎上的。蒙古滅金初期，除劫掠財貨、牲畜外，又到處擄掠人口，用作貴族的工匠或諸王將校的奴隸；並把一些州縣分封給蒙古貴族，封地內的人民不得任意遷移。這時漢族豪強地主也乘機建立軍隊以維護其封建統治，並很快投降了蒙古，成為蒙古統治者的幫兇。在蒙古統治者和漢族豪強地主的雙重壓迫下，人民負擔極為沈重。元世祖統一中國後，又分全國人民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在法律、政治、經濟上都規定了不同的待遇，以達到分化各族人民團結的目的。元朝規定各級地方行政長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漢人只能擔任副職。此外，又建立裏甲制度，監視人民的行動。漢族人民不准收藏武器，被禁止打獵和練武。當時處在社會底層的是以漢族農民為主的各族勞動人民，而壓迫在他們頭上的是以蒙古貴族為主的各族上層分子。由於統治者的窮奢極侈和官吏的貪暴，人民生活陷入悲慘的境地。元雜劇中對於權豪勢要的橫行霸道和官府的貪暴腐朽的描繪，正是當時黑暗現實的反映。在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殘酷的民族壓迫下，人民不斷起義。元世祖一方面加強軍事的統治，在全國普遍駐軍隊，“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以蒙古軍屯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漢軍、探馬赤戍淮江之南，以盡南海，而新附軍亦間廁焉”(《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政典·軍制·屯戍》)；一方面也採取了一些緩和矛盾的措施，並力圖恢復農業生產。所以元成宗即位以後，起義便漸次轉移到邊遠行省，局勢比較穩定。到元順宗時，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起義仍在持續與擴大，內地人民的反抗鬥爭也漸趨活躍，加以全國災荒的嚴重，終於在至正十一年(1351)，爆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最後由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代替了元朝的統治。
蒙古統治者在侵入長城以南的初期，還未能接受長期在中國封建社會建立的一套文化制度，對漢族的儒士也同樣殺戮或用作奴隸，但在滅金、滅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逐漸注意到利用封建文人鞏固統治的重要意義。窩闊台滅金後三年(1237)，就曾採納耶律楚材的建議考試儒生，《元史·耶律楚材傳》載：
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
元世祖積極標榜文治，設學校，建官制，徵召著名儒士。至元(1264—1294)初年，又“命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嘗及科舉”(《元史·選舉志》)；此後又多次擬立制度，但都沒有正式施行。這一方面由於鎮壓人民起義和侵宋的軍事活動的頻繁，無暇兼顧；另一方面也由於蒙古貴族和將校的阻力。直到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才重開科舉。在此期間，一部分儒士仍沒有擺脫奴隸的命運或貧寒的困境；一些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受統治者的歧視，思想仍多苦悶。正如明胡侍所說：“中州人每每沈抑下僚，志不獲展……於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聲歌之末，以舒其怫鬱感慨之懷，蓋所謂不得其平而鳴焉者也。”(《真珠船》)
為了加強思想方面的統治，蒙古統治者在侵入長城後也逐漸崇尚儒學，提倡程朱理學。窩闊台在滅金戰爭激烈進行的同時，就命修孔廟，並“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衍聖公”。元世祖更在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設立孔廟。幾個仕元的理學家姚樞、竇默、許衡等，都官居要位。他們除了直接為蒙古統治者出謀劃策外，還大講理學，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觀念。在這種思想統治之下，元代的文學創作，包括部分雜劇在內，封建思想的表現仍相當突出。如鄭廷玉的《疏者下船》，秦簡夫的《趙禮讓肥》都是赤裸裸的封建說教的作品。但是隨著元朝長期黑暗的統治，人民在反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鬥爭中提高了認識。從北宋以來，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理學思想也受到衝擊。宋末元初的鄧牧在《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篇中，尖銳地抨擊了暴君和酷吏。他還指出：“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因此他認為：“得才且賢者用之，若猶未也；廢有司，去縣令，聽其自然治亂安危，不猶愈乎!”這是一種素樸的民主思想。鍾嗣成的《錄鬼簿》有意識提高“門第卑微，職位不振，高才博識”的雜劇作家的地位，並把他們的活動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學”區分開來。當時進步的雜劇、散曲和說唱文學的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表現了大膽創造精神。
蒙古貴族還利用宗教來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對各種教派一視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猶太教都得到傳播，而佛教、道教的影響尤為深遠。佛教徒公開參預政治活動，八思巴被封為國師，“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封國公者，前後相望。怙勢恣睢、氣焰熏灼，為害不可勝言”(《新元史·釋老傳》)。據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的統計共有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道教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和傳統的正乙天師道。在北方以全真教的勢力為最大，他們提倡“忍恥含垢，苦己利人”，“堅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調和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鬥爭的意志，主要反映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思想要求。道教和佛教思想對雜劇創作也有著直接的影響，馬致遠等的神仙度人劇和鄭廷玉的《看錢奴》、《忍字記》等宣揚佛教宿命論的作品，就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產生的。
蒙古貴族在侵入中原的初期，由於他們還不知道農業經濟的重要性，曾佔領一部分農田為牧場，蒙古大臣別?等人甚至提出了“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的主張。但在元世祖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在中原和江南地區高度發展的農業經濟影響下，蒙古貴族不得不放棄落後的遊牧經濟和剝削方式，開始重視農業，採取了一些恢復農業生產的措施。由於農民的辛勤勞動，南方的農業在原來比較發達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北方的農業也逐漸獲得恢復。“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農桑輯要》王磐原序)棉花種植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元代出現了十多種農業科學專著，其中王禎的《農書》總結了從《齊民要術》以來我國人民在農業生產上取得的成就，介紹了三百多種農具的構造和使用方法，對元代及以後的農業生產起了促進作用。
元朝建立初期，為了滿足蒙古貴族的消費和供應官府的需要，曾在大都等地設置了各種官營的手工業作坊和管理手工業的機構，拘略全國工匠達數十萬人，在工場進行半奴隸式的勞動。民間手工業生產一度受到破壞。到元成宗元貞大德(1295—1307)年間，隨著農業生產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民間手工業也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松江人黃道婆從海南島黎族人民那裏學習到紡織棉布的新技術，帶回上海，很快就在江浙一帶推廣。絲織業是江南農民的主要副業，這時杭州城內已開始出現小型的絲織業手工作坊。瓷器在宋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產品遠銷國內外。
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海運和漕運的溝通，中西交通的擴大，促進了大城市經濟的繁榮。《馬哥孛羅行紀》記載當時大都(今北京)的狀況說：“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蓋各人自各地攜物而至，或以獻君主，或以獻宮廷，或以供此廣大之城市，或以獻為多之男爵騎尉，或以供屯駐附近之大軍。百物輸入之為，有如川流不息。”又說：“娼妓為數亦夥，計有二萬有餘。”南宋滅亡之後不久，杭州的繁華也很快恢復，據關漢卿在當時所見到的景象是“滿城中繡幕風簾，一哄地人煙輳集”，“百十裏街衢整齊，萬餘家樓閣參差”。此外，如中定(今濟南)、太原、平陽(今臨汾)、京兆(今西安)、彰德、涿州、汴梁(今開封)、泉州、溫州、蘇州、廣州等地，工商業都很繁盛，為雜劇和南戲的發展準備了物質條件。
和群眾有著密切聯繫的話本、說唱、戲曲等文藝形式，在北宋時期本已得到長足的發展。在女真滅北宋、蒙古滅金的過程中，北方中國人民在階級與民族的雙重壓迫之下，先後同金元統治者展開了長期的鬥爭，為這些文藝形式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社會內容和群眾基礎。在北方戲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元雜劇，成就尤為突出。元雜劇作家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作家創作活動最興盛的年代是元世祖至元到元成宗元貞、大德時期。這時期產生了偉大的戲曲家關漢卿，他的雜劇《竇娥冤》、《救風塵》、《單刀會》等，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壓迫和反侵略的思想傾向。同時的王實甫、康進之、紀君祥、石君寶、馬致遠、白朴等作家也為我們遺留下許多優秀的作品，從不同方面反映當時社會現實，歌頌被壓迫人民的鬥爭。後期從大德以後直到元朝滅亡，這時期雜劇中心逐漸南移，雖然也產生鄭光祖、宮天挺等著名劇作家，但雜劇已日趨衰微，脫離現實和宣揚封建道德的傾向日益嚴重。南戲是宋南渡以後在溫州雜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戲曲，在元代前期一度衰微，到元末才重新興盛起來，產生了高明、施惠等優秀作家和《琵琶記》、《拜月亭》等影響深遠的作品，為明清傳奇的藝術形式奠定了基礎。從遼金以來傳入中國的音樂，“饒有馬上殺伐之音”l顊(見徐渭《南詞敘錄》)，結合我國北方歌曲“慷慨悲歌”的傳統，形成了新的樂曲體系——北曲。元人雜劇裏所用的曲調和唱腔主要是繼承北曲的傳統發展起來的。從宋代開始形成的南曲，則是在詞和南方民間歌曲的基礎上形成的格調紆徐綿邈的樂曲體系。南戲裏所用的曲調和唱腔主要是在南曲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同時，一般說唱或戲劇大都由妓女在都市的勾欄行院裏演出，娼妓們也有行會組織，她們的領班被稱為行首。據我們今天所知，元人雜劇演出時的角色，除了淨與副未二種名稱沿自六朝以來的參軍戲以外，其他如旦、孛老、卜兒、小來，原來都是行院裏各種人物的名稱。元人雜劇作者如張國賓、花李郎、紅字李二，也都是勾欄行院中的人物。這些被壓在社會最下層的人物在我國戲劇的發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元時期在北方民間流行起來的新的詩歌樣式——散曲，對戲曲而言，它是一種不具備表演內容的歌曲；對詩詞而言，它是一種新興的詩體。它的小令和詞調近似，它的套數又和劇曲的組織相同。散曲作家的成份既十分複雜，作品的風格也有很大的差異。一般雜劇作家，如關漢卿、馬致遠、白樸，往往兼擅散曲，他們的作品具有較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樸素豪放的風格，缺點在帶有士大夫的消極情調和小市民的庸俗作風；後期的散曲作家如喬吉、張可久等，他們的作品詞句華美，消極思想表現得更顯著，散曲在他們手裏，實際是愈來愈接近詞調了。
當時除一部分和廣大人民保持密切聯繫的“書會才人”與勾欄藝人合作，從事戲曲、說唱等通俗文藝的創作外，許多封建地主階級的文人仍從事詩文的創作。北方早期的作家，主要是繼承金國的傳統，受元好問的影響較大，成績以劉因為最突出。南方則承受南宋江湖詩人的余緒。到元仁宗以後，虞集、楊載、範槨、揭奚斯繼起，號稱四大家，然而內容仍很單薄，倒是末期的王冕成就較高。元代詩文作家既缺乏李杜韓柳那種積極向上的精神和磅礡深厚的思想內容，也沒有歐蘇王黃諸家廣博精深的學術造詣，就只能在形式上規唐仿宋，總的成就遠不能和當時的戲曲作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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