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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柳亞子及其他南社詩人
隨著中國同盟會的成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潮的到來，出現了文學團體“南社”。它最初醞釀於一九芳七年，正式成立於一九芳九年，發起人為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在第一次“雅集”的十七人中，有十四人是同盟會會員。它以提倡民族氣節相號召，實際上是應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對清王朝的種種壓迫和專制統治。命名為“南社”，意謂“操南音不忘本”，亦即表示反清革命。一九一芳年開始出版《南社》，分文錄、詩錄和詞錄三部分，在一九二三年，共出版二十二集。一九一七年，又出版《南社小說集》一冊。辛亥革命前有社員二百余人，辛亥革命後劇增至一千多人。“南社”的成立和發展，標誌著文學為革命服務的目的性更明確了，文學的戰鬥性和群眾性也大大地加強了。
陳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蘇吳江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有江湖任俠之風”。最初受康梁維新運動的影響，後來轉向革命。在南社成立前，他就是一個活躍的革命分子。曾參加中國教育會(在上海)、拒俄義勇隊(在日本)、中國同盟會(在蕪湖)等革命團體，組織過“神交社”(在上海)和“秋社”(在杭州)。又曾遠到嶺南，進行革命活動，“圖南此去舒長翮，逐北何年奏凱歌”；“此去壯圖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現了昂揚豪邁奮發有為的革命精神。“尤嗜文章，於詩歌敘記迄碑銘論著鹹有述作”，詩作的最多。他的詩大抵歌頌宋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和遊俠劍客，藉以抒發革命懷抱，感慨生平。寫革命壯遊，如《將遊東瀛賦以自策》、《圖南一首賦別》、《中元節自黃浦出吳淞泛海》等，尤足表現其高歌慷慨、雄心勃勃的革命氣派。茲錄後一首：
舵樓高唱大江東，萬里蒼茫一覽空。海上波濤回蕩極，眼前洲渚有無中；雲磨雨洗天如碧(烈日中忽遇陣雨)，日炙風翻水泛紅。唯有胥濤若銀練，素年白馬戰秋風。
他的詩一般“去華反樸，屏絕雕讒”，拘守舊風格較嚴，蒼健有力，而鮮明生動不足。
高旭(1877—1925)，字天梅，江蘇金山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芳四年留學日本，一九芳六年歸國後，在上海創辦健行公學，提倡革命，並為中國同盟會江蘇支部部長。高旭早年即憤慨于“為韓為杜”、“吟花弄鳥”的腐朽詩風。他吸取了“詩界革命”的進步因素，作了不少通俗詩歌，鼓動革命，如《女子唱歌》、《愛祖國歌》、《軍國民歌》、《光復歌》、《國史紀念歌十六首》等。他的長篇歌行，更浩浩蕩蕩，充滿奔放的革命熱情，最突出的是《海上大風潮起作歌》：
……亡國慘狀不堪說，奔走海上狂呼號。非種未鋤氣益奮，雄心鬱勃胸中燒。擬將大網羅天鵬，安得闊斧斫海鼇。……相期創造新世界，簸山蕩海吼蒲牢。……文明有例購以血，願戴我頭試汝刀。有倡之者必有繼，擲萬髑髏劍花飄。……作人牛馬不如死，漓淋血灌自由苗。……冬冬法鼓震東南，橫跨中原昆侖高。
此外如《登富士山放歌》、《路亡國亡歌》等，也都是同類作品。高旭的詩，一般擺脫約束，開闊奔放，直抒革命懷抱。但缺乏洗伐凝煉，蕪詞累句所在難免。辛亥革命失敗後，他的頹唐失意情緒也就不可控制。“一曲清歌兩行淚，可能喚醒國人無”；“風雨飄搖同此感，可能詞筆挽滄桑”：則竟然懷疑了南社的革命作用。
柳亞子(1887—1958)，名棄疾，江蘇吳江人。他和陳去病同縣，思想經歷也相近。最初也受康梁維新運動的影響，後來轉向革命。一九芳三年，加入中國教育會，到上海進入愛國學社，認識章炳麟、鄒容等革命家，革命思想就此確定。一九芳六年，參加中國同盟會和光復會。一九芳七年遊上海，便與陳去病、高旭等醞釀南社。一九芳九年南社成立後，他做了很多實際工作，表現了更多的熱情。
作為年輕的詩人，柳亞子對當時的各色腐朽詩派，是有衝擊的力量和勇氣的。他在《論詩六絕句》中寫道：
少聞曲筆湘軍志，老負虛名太史公。古色斕斑真意少，吾先無取是王翁。
鄭陳枯寂無生趣，樊易淫哇亂正聲。一笑嗣宗廣武語，而今豎子盡成名。
這對當時的氣焰高張的主要擬古詩派，無異下了總攻擊令。他又有《……論詩三截句》，推尊夏完淳、顧炎武和龔自珍，特別頌揚了龔自珍：
三百年來第一流，飛仙劍客古無儔。只愁孤負靈簫意，北駕南艤到白頭。
他和南社的許多詩人一樣，對龔自珍詩是有著一種特殊的嗜好的。
柳亞子在這個時期的詩，追懷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發革命的懷抱和理想，表現了旺盛的革命熱情和意志，略和陳、高的詩相近。但在風格上卻顯然和他們不同。“翩翩亞子第一流，七律直與三唐儔”(《天梅遺集·詩中八賢歌》)，他寫了許多七言的律詩和絕句，既不象陳去病的那樣拘謹板滯，也不象高旭的那樣恣肆放縱，而是清新樸實，流轉自如，這是龔自珍的影響。“中國的文學語言，無論雅言或常語，在他的筆下就像是雕塑家手裏的軟泥，真是得心應手”(郭沫若《柳亞子詩詞選序》)。這在他的詩，特別是七言律絕，表現得尤為明顯。辛亥革命失敗後，他也不象南社的許多詩人那樣容易消沈頹喪，他批判革命党人對袁世凱的妥協，“鐃歌慷慨奏平胡，大局終憐一著輸”。在討袁聲中，他的革命意志依然是昂揚的，作《孤憤》：
孤憤真防決地維，忍為醒眼看群屍為美新已見揚雄頌，勸進還傳阮籍詞。豈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時。宵來忽作亡秦夢，北伐聲中起誓師。
詩人憤怒地斥責了袁世凱的盜國，也狠狠地鞭撻了劉師培等封建餘孽的卑劣。他是南社詩人中一個少有的隨著時代前進的愛國詩人。
在南社作家中，蘇曼殊(1884—1918)別具一格，傾倒一時。他原名玄瑛，字子穀，廣東香山縣人。母日本人，生於日本，一八八九年隨父回廣東原籍。由於複雜的家庭關係，他幼年即孤苦零仃。在革命潮流的激蕩下，一九芳三年，他在日本成城學校學習時，參加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同年回國，任蘇州吳中公學教授和上海《國民日日報》翻譯，後去香港，旋至惠州古寺中削髮為僧。從此流浪各地，一面留心現實，與革命黨人交遊，一面又追逐庸俗腐朽的享樂生活。辛亥革命失敗後，悲觀失望更甚，竟以頹廢終。
蘇曼殊在短短的流浪的一生中，學習了中文、日文、英文和梵文，兼工詩畫，能寫散文、小說，翻譯過拜倫詩和法國雨果小說《悲慘世界》，確實表現了多方面的努力和特出的才能。一九芳三年他開始在《國民日日報》上發表詩文和翻譯小說。這時正是轟轟烈烈的“蘇報案”發生之後，愛國運動和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時候，蘇曼殊在他的作品裏，也表現了愛國青年的銳氣和雄心。他的詩風格別致，自有一種動人力量。如最初發表的《以詩並畫留別湯國頓》七絕二首：
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發長歌覽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既雄壯又悲涼，既隱約又鮮明，和當時一般慷慨激昂的愛國詩歌是有區別的。後來他所作的詩絕大多數仍是七言絕句，如一九芳八年的《過蒲田》：
柳陰深處馬蹄驕，無際銀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滿山紅葉女郎樵。
一九芳九年的《澱江道中口占》：
孤村隱隱起微煙，處處秧歌競插田。羸馬未須愁遠道，桃花紅欲上吟鞭。
歌吟生活的和諧喜悅，詩中有畫，饒有意趣。但更多的卻是流露著個人感傷的微吟輕歎。辛亥革命後，益發頹唐自傷，孤吟欲絕。“傷心怕向妝台照，瘦盡朱為只自嗟”(《何處》)；“相逢莫問人間事，故國傷心只淚流”(《東居雜詩》)：他的身世感慨，終至泛濫無端，不可收拾。他的詩突出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敗後一部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對革命前途的失望和苦悶情緒。“雪捷上人工短吟，二十八字含餘音”(《天梅遺集·詩中八賢歌》)，實際他的詩的“餘音”不是別的，正是這種消極情緒。
蘇曼殊的小說有《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僅二章，未完)、《絳紗記》、《碎簪記》等六篇，都以愛情為題材。《斷鴻零雁記》分二十七章，寫作者的飄零身世和愛情故事，《絳紗記》寫曇鸞與五姑、夢珠與秋雲兩對青年男女的愛情悲劇。他的小說帶有比較濃厚的悲觀厭世色彩，而文詞清麗自然，情節曲折生動。對辛亥革命後盛行於上海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有一定的影響。
南社的著名作家還有馬君武、周實、寧調元等。馬君武(1882—1940)名和，字貴公，廣西桂林人。他寫了一些“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的詩，如《自由》、《從軍行》等，但作品不多，影響較小。周實(1885—1911)，字實丹，號無盡，江蘇山陽(今淮安)人。武昌起義後，他和同邑阮式集合城中學生和各界人民數千人開會，宣佈光復。由於缺乏革命經驗和警惕，他們旋被反動派陰謀殺害。周實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也是南社的傑出詩人。他認為詩歌貴因時立言；嚴厲指斥“守宗派，謀格律，重聲調，日役役於揣摩盜竊之中”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傾向。他的詩奔放雄勁，感慨萬端，有一種衝破封建網羅和革命救國的激情。他的《擬決絕詞》，充分表現了堅強的革命意志和準備為革命而犧牲的決心。又如《民立報出版日少屏索祝援賦四章》之一：
昆侖頂上大聲呼，共挽狂瀾力不孤。起陸魚龍鱗爪健，處堂燕雀夢魂蘇。重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荊榛待剪除。千萬億年重九日，自由花發好提壺!
更表現了對革命的樂觀態度。他的詩語言自然明麗，形式題材亦變化多樣。惟反映現實政治、社會，仍不夠深廣。寧調元(1885—1913)，字仙霞，號太一，湖南醴陵人。他很早便參加革命活動，曾被系長沙獄三年；辛亥革命後，因反對袁世凱篡奪革命政權，在武漢又被捕入獄，不久遇害。他的詩大部分在獄中作，尤多慷慨悲憤之辭。茲錄其《武昌獄中書感》一首：
拒狼進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場!豈獨桑田能變海，似憐蓬鬢已添霜。死如嫉惡當為厲，生不逢時甘作殤。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劇淒涼。
可見其長期為革命奔走，始終不向黑暗封建勢力低頭，甘心獻身革命的頑強戰鬥精神。
和南方的革命詩人慷慨高歌、進步的革命詩歌蓬勃發展的同時，一些腐朽詩派也不甘寂寞，會合在一起，進行最後的掙扎。他們把詩壇移到北京。一九芳七年，即秋瑾遇害的一年，張之洞以大學士為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從武昌到了北京。接著陳衍、樊增祥、易順鼎、陳寶琛、鄭孝胥等等，也都先後到了北京。一九一芳年，即“南社”成立的後一年，陳衍、趙熙等在北京也創立“詩社”。他們“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類，世所號為良辰者，擇一目前名勝之地，挈茶果餅餌集焉。晚則飲於寓齋若酒樓，分紙為即事詩，五七言近體聽之。次集則必易一地，彙繳前集之詩，互相品評為笑樂。其主人輪流為之”(《石遺室詩話》)。這個“詩社”的創立是為了欣賞良辰美景，品茶飲酒，是為了取笑樂，好象是無所為而為，實際上是為垂死的清王朝起了粉飾太平的反動作用，隱然和“南社”的革命活動相對抗。辛亥革命後，又加入了陳寶琛、鄭孝胥以及走向反動的各色改良派人物，反動詩社愈來愈擴大，成為“亡國大夫”們的吊古仿今、互相安慰的場所。一九一二年，陳衍在梁啟超主編的《庸言》雜誌上發表《詩話》，繼續鼓吹“同光體”，提倡江西派。一九一三年舊曆三月三日，樊增祥、沈曾植等十人“修禊于上海之樊園”，“賦詩皆用少陵麗人行韻”。同日梁啟超、嚴複、易順鼎等三十多人，“修禊于京師西郊之萬生園”，“以群賢畢至，……分韻”。這一天是新舊遺老們代表各種腐朽詩派在腐朽詩壇上的大合唱。其中“同光體”仍為勢力最大的一派。這個時期，不僅改良派詩人已變為革命的死對頭，革命派也起了分化，有不少人頹唐墮落，與遺老們互相唱和。此外還出現了王國維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他受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影響，反對哲學和藝術為政治服務，是一個反動流派。他的《人間詞話》，提出了“寫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說，以及“有造境，有寫境”不同的創作方法，接觸到文學藝術上一些根本理論問題，表現了與過去詩話、詞話不同的精神面貌，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但它也提出了不必深入現實生活、強調主觀精神和形式技巧等錯誤的唯心哲學觀點。這個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無力清除這些詩派的垃圾，責任不得不落到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肩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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