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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着愛來中國:戴德生自傳

陸中石譯  人民日報出版社

 

  十九世紀以來,西方有兩位最顯著影響中國的人物: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與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可見麥子和粺子並生同長,邪惡的政客和商人,不能與良善正直的聖徒相提並論。
  英國,帝國主義侵華的罪魁禍首,掀起了鴉片戰爭;卻出了這樣的宣教士,這不能不說是神特別的安排。所以把西方人都當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都算為帝國主義侵華工具,是不公道的,也是沒有根據的成見。
  現在,我們歡喜漸漸看到真知的證據。
  隨着傳播的利便,全球的距離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了解也加深了。不過,在基督徒中間家喻戶曉的名字,像戴德生,在人民群眾,還會有些陌生。因此,有這樣一本傳記的出版,是及時的。

  戴德生是誰?且看本書的編者如何說:

戴德生是把西方文化和思想及信仰帶到中國的先驅者,他有堅定不變的生活目標和理想,為了實現目標所付出的努力,就是一百五十年後的人們再看這些文字,也不能不掩卷長思:百多年前的一個外國友人,能夠為他的信仰和理想,為他所熱愛的中國人民,做到如此徹底的忘我和無私,今天的中國人難道還能對自己祖國的明天無所作為,或者無動於衷嗎?(頁5)

  這一番話,肯定了戴德生是中國的友人,對中國的影響,更說明他“為了信仰和理想”,他的“熱愛中國人民”,接受神的呼召和差遣,完全相信並順服,而付上了他的一生。由於神的恩典,和他“徹底的忘我和無私”,他的愛妻和孩子並他自己,都埋葬在中國。

  這書所講的,是戴德生早年到內地會創立的事,大部分是採自日記,所以是戴德生的前半生;並且還對當時的環境,有相當詳細的描述,使讀者知道,這是真人真事,對個人信心的歷程,會有相當的幫助。
  讓我們隨着本書的引導,迴首當年:
  戴德生東來時,中國的情形是貧弱和無知。當時的英國文人,有的以為中國人沒有靈魂,沒有盼望。當然,戴德生相信中國人有靈魂,所以遠道來華,梯山航海,為了拯救華人的靈魂。他不僅是宣教士,也是醫生,真是仁心仁術,傳道醫病。他的腳,奔走在崎嶇的道路上,在泥濘中,在太平天國戰爭的炮火下,背着沉重的書包,盡他的本分,忍耐的服事不同膚色的人。
  而中國人呢?對他誤會,反對,詐欺,迫害,他都安靜的忍受了,不想報復。
  抵達中國岸上,一年後,他接受倫敦會資深的宣教士麥都思博士(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建議,“放棄了西服,改穿中國裝束,以便旅游及在內地停留。”(頁106)這不僅是為了方便,也代表他肯放下洋人的自傲,而跟中國人認同。不用說,學用中國話及方言,是必須的。反觀今天的宣教士,連海外的華人宣教士在內,以說洋文為榮,以使用中國語文為恥,哪能表現服事的態度?

  生活上所表現的,是價值觀念的問題。
  來華的洋人,不了解或不忍懷疑中國人的誠實,把所有的人當作一樣的可靠,常容易上買辦或僕役的當,為他們所欺。戴德生是誠實正直人,自然更不能免。
  有一次,在出外佈道的旅行中,無信的僕人把他的行李完全捲走了。不僅是物質上的損失,還耽誤了行程,弄出不少麻煩。最後,回到上海,戴德生卻決定不經官動府,追討僕人拐逃價值四十鎊的行李,而是為了得人如魚。因此,戴德生寫信給他,以愛心勸他真正認罪悔改,歸信基督。神感動在英國的基督徒,包括信心的孤兒之父喬治.慕勒,贊同他的決定,不僅補足他的損失,還有以後繼續的支持。(頁151)
  不久後,在另一次的旅途中,有一件意外事件,留給戴德生極深的印象。
  在松江附近的船上,他遇到一個名叫彼得的中國人。那人遊歷海外許多地方,也聽過福音,只是還未信主得救。不幸,墜入江中。戴德生聽到了,急招呼江上的漁夫用網救他。但漁夫不重得人而意在得魚,說是“不便”。戴德生答應給他五塊銀圓,他嫌少不幹,討價二十。直到戴把所有的十四個銀圓都給了他,漁夫才肯下網。不過,已經太遲了,撈得的只是一具屍體,無法復蘇。這悲慘的事實,使戴非常悲傷,但更顯明屬靈的意義:

這些漁夫難道不用為這可憐的中國人的死亡而負上罪責嗎?他們手裏有可以拯救他的工具,只要願意的話,便可以拯救那人。
可是,在我打算審判他之前,我先停下來想了想,以免犯了拿單所指示的:“你就是那人。”(頁153, 154)

  見人死亡而無動於衷,推說“不便”而不救,見人靈魂失喪,而袖手旁觀,在主面前怎能沒有責任?

  書中也有幾處提及麥都思,現出那是一個會思想的人,識途老馬,對初到中國的戴德生,頗有幫助;在另一方面,顯明戴是個肯受教的人。人不論如何天縱聖明,如何蒙神呼召,使用,要先謙卑肯聽,才是神僕人的記號。
  戴德生也是個重感情的人,珍視友誼。大他十七歲的蘇格蘭人賓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中文名在本書中譯為“賓威廉”),是長老會的宣教士,當時已是頗有經驗和名聲的教牧,二人相遇後,如同父子,氣投志合,戴十分捨不得與他分離(頁123)。他們先是在上海,江,浙一帶同工。戴寫道:

這數個月跟賓先生在一起,真有說不出的快樂和福氣。他對上帝的話極之愛慕,生活聖潔可敬,並且與上帝緊密相交;跟他在一起團契,可以使我飢渴的心靈得到飽足。他談及加拿大,都柏林,以及南中國的復興,和逼迫,對我產生極大的啟迪,並且饒有趣味。他常以真知灼見的屬靈洞察力,指出上帝藉着試煉,使人從一個頗新的層面和價值觀去看整個生命。他把宣教視為教會極重要的工作,還主張恢復聖經所要求的平信徒傳福音的職分。這些觀點,對日後中國內地會的組成,播下了積極有效的種子。(頁111)

  後來,他們二人,還有一段時間,同去到廣東的汕頭,愉快的同工。(頁121-127)雖然,在人的方面,看來這是美好的配搭;不過,時候到了,還是要分別。也許,為了中國的需要,和將來的發展,神引導他們異地同勞,為國度作出更有益的事工。

  本書只是戴德生所記初期事奉的經歷,但可以清楚看見,神的主權,是一貫的暗脈。當然,這在更廣大的環境上,個人和社會的歷史上,都是這樣。
  明顯的,戴德生是神所用的器皿,服事他那一世的人,成就祂的旨意。今天,神仍然揀選,使用,順服祂的人,去作成祂所命定的工作。盼望本書的讀者,都能留心體察神在你身上的呼召。

  這書的設計,十分精美,處處可見細心,不馬虎從事。雖然出品並不完全理想,想來還是這類傳記中,製作最好的了,大概不會有甚疑問。現在印刷技藝已經進步,基督教出版者,應該以此書為範本。本書編者有學養而處事認真,一般基督教習用的錯誤成語,都不見了。例如:把神賜福誤為“祝福”,敬拜誤為“崇拜”,奉獻降為“委身”,都成為通俗易懂的語言,規矩得多了。值得學習。
  在譯名上,還是稍微有些問題。例如:書中提到位於倫敦的“Cheapside”,作為地名,應譯為“市場”,因為原來所謂“cheap”就是“shop”意思,並不應推想為甚麼“便宜區”(頁50)。而且在距離上,“里”和英里的“哩”有甚大的差別,書中有時混淆,應加清楚標明。
  其中有歷史性的照片,似是很珍貴,卻沒有註明來源。因為戴德生會攝影,那些顯然出於早期的照片,可能有些是他自己的作品?如果加以說明,能有更親切的感覺。
  本書的編寫,很為認真嚴謹,書前的“生平大事記”,對讀者很有助益;使人可以了解,整個的時代背景,和戴德生一生的事蹟。其中有“1888年六月二十六日,反鴉片聯盟及國家正義組織”,及“1891年英國鴉片委員會”,說明戴德生反鴉片貿易的原則,當然這與他當時的資本家異轍分道。神的僕人應該有品德,有立場,不能苟從世俗,同流合污,為討人的喜悅;雖然那是些自命“上層階級”的人物。他乘船的時候,遇到那些素行不端的奸商強盜,就堅持與他們分離,也不甘和他們同住一個區域。
  李鴻章曾對當年的宣教士說:“拿去鴉片和基督教,你們在中國就受歡迎了。”
  鴉片是應該反對的,真實的基督教,卻帶給中國無限的恩惠。戴德生是明顯的例子。

  現在中國人的心門,已經向福音敞開;但重物質,“向錢看”的毛病,還是很深重。編者自然是先睹本書,向現代人表達他的期望,又似乎感慨的說:

的確,人活着不是只為了吃飽肚子,只為了享受物質的奢華,人活着是需要精神的,也是需要理想的。但願一百多年前英國青年戴德生的心靈歷程,能夠給我們一點靈魂上的激勵,使我們有進取心,不再冷漠,讓理想和信念的火焰也在我們心頭燃起。(頁5)

  今天的中國人,讀了本書,會對歷史事實有正確的了解;更願華人基督徒,不要把傳福音當作是洋人的事,及時奮起,不要見華人墜水而袖手旁觀,為了趁機得利而討價還價,讓戴德生為華人悲哀;要效法前賢,徹底的奉獻自己,活出基督,見證基督。(文中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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