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論英明領袖的條件
蘇洵畫像
宋蘇洵（1009-1066）論人主須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才，容人之量”，方能駕馭英才，成就偉業。時至今天，此話仍有百分之百的準確性。遑論一邦或一國之主，就是一小小的社團首領，也應具有此三條件方能推進業務，將會所發揚光大。
會中人才濟濟，各有所長，作為首領的定要明察秋毫，將每項任務託付給最有資歷負責的人，他方能勝任愉快，將事件處理得井井有條，速奏奇功。若首領具有知人之明的眼光，會中必用無遺才了。然此話談何容易，知人之明隱含着深湛的才智學識，忍耐的細心觀察，和果斷的明確選拔。
單有知人之明是不夠的。領袖本身亦要有才德足以服人的條件。經綸濟世之才不是蠅營狗苟之徒，可以呼之必來，揮之則去的。這可以解釋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楚材晉用的例子。最為人知曉的三國時姜維本是魏將，後為諸葛亮降伏，在西蜀度過戎馬一生，蜀亡後為劉禪效死。清初名臣范文程，家世顯赫，是北宋抗擊西夏，拱護邊陲的儒將范仲淹十八世裔孫。故鄉撫順淪陷後金（即清末入關前稱號），後被清太宗提拔，參與軍政。運籌帷幄，用反間計殺掉明將袁崇煥，用陰柔策勸守邊大將洪承疇歸順。清兵順利入關，定鼎江山，范文程居功甚偉。很顯然，姜維和范文程同是楚才晉用，彪炳史策。蜀相諸葛亮和清太宗皇太極發揮用人之才到極端。
最後一條“容人之量”是人主最難做到的。人總是有缺點，天下奇才也不例外。用人能取其長而包含其短便需要有汪洪大量了。唐太宗李世民最懂其中三昧。開國名將尉遲敬德恃功生驕，凌侮同僚。唐太宗多方容忍他而在背後訓勸他。所以君臣能全始終。太宗乃歷史上難得的明主也。用人能“內舉不避親，外舉不忌仇”方能做到盡善盡美，前句只不過是“知人之明”罷，後句能用仇敵便需要“容人之量”了。三國時曹操有此本領。我們且讀資治通鑑漢獻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的記載：
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
陳琳是建安七子之一，他所撰的檄文，文筆鋒銳，是中國文學史上五大檄文之一。數曹操父為宦官曹騰養子，騰與其他宦官“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害人”。又揭發操“殘賢害善，專制朝政，發掘墳陵”之罪。三國演義對此事有戲劇性的描繪。
陳琳反答：“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刀斧手滿以為他犯了瀰天大罪，將他押出，準備推去斬首。操命釋其縛，用為記室，管理文書。
明毛宗崗極力推崇曹操此優點：“不殺陳琳，而愛其才，則又似乎寬；不追關羽，而全其節，則又似乎義。”
能全部符合蘇洵三條件的，似乎只有水滸傳中的梁山頭子及時雨宋江。現抄下民國小說家張恨水論水滸人物中矮腳虎王英一段：
若以此論宋江，則幾乎能兼之矣。試觀水滸一百零七人，品格不齊，性情各異，而或重情義，宋即以情義動之；或愛禮貌，宋即亦禮貌加之；或貪嗜好，宋即以嗜好足之。於是指揮若定，一一為其效死而莫知或悔。是故王英好色能輕生死，宋即處心積慮，覓一扈三娘予之，未足怪也，不僅予之而已，且使扈拜宋太公為父，以增高其身分，儼然周公瑾所謂：“內託骨肉之親，外結君臣之義焉。”宋之用人手腕，真無孔不入也哉！謂梁山而下下等人物，則矮腳夫王英之流是已。以燕順之殺卻劉知寨夫人，王竟不惜提刀與之火拼，重色如此，薄義如彼，何足言也。而宋江究以彼是一武夫，卒滿足其慾望而別用之，以後下山細作，常常差遣此一長一矮之夫婦。深知之也，深用之也，亦深容之也。對一下下人物如王英者，猶不使有所失望，他可知矣。水滸何嘗寫王英，寫宋江也！
我們企圖在中國歷史領袖叢中求全才，只能在小說內得之。世間多有自以為了不起，滿有領袖慾之人。未知他們有否反躬自問，考慮到蘇洵三條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