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
简体


藝文選讀

夏丏尊談思想與創作

 

  整個的人類生活都是文學的材料,也就是說,文學的世界與人類生活同其廣大而豐富。文學作品中當然要以人為本位,然而人也不能單獨存在,所以人與人,人與物以及一切事物的存在關係,都可以作為寫作的對象。以時間而論,一個作者應該把握住現在,但也不妨回顧過去,或在過去事物中吹入一種新的生命,而最要緊的還是要把現在推向將來,那最好的作品是要叫人嚮往着最好的將來的。總之,世界是廣大的,現象是複雜的,在這廣大而複雜的世界中,作者將如何攝取材料,攝取了材料將如何表現,這是我們所要解答的問題。
  當然的,每一個作家都應當使自己覺識一個廣大的世界,然後纔能寫出最寬闊,最深刻,最富有生活意義的作品。然而各人有各人的限制:知識與經驗的限制是其一,能力的限制又是其一,而二者也許是互為影響的。譬如有人能讓自己生活在一個極其狹小的世界裏,於是他的寫作範圍就是一草一木,一蟲一魚,自己在剎那間的一點感覺,一點模糊的幻想,或自己小小的哀愁喜樂,與身邊的瑣瑣私事。所以,作家的取材,首先是為他的生活所決定的。但是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不同的作家雖然取了相同的材料,等作家把材料製成作品的時候,那作品卻依然是以不同的面目而出現的。因為作者的人格不同,因為一切材料既由作者的實際生活來決定其選擇去取,又由於在作者的特殊人格中染上了不同的調子的緣故。所以有人說文學創作正如蜜蜂釀蜜,蜜蜂所採的是花的甜汁,但當牠造蜜的時候卻必須注入自己的一種分泌物,這種分泌物就是所謂蟻酸。創作者個人的人格或情調,也就是一種蟻酸之類的東西。
  然而這種所謂人格或情調,卻是一種頗為含糊,頗為不易說明的東西,而且在這些之上,還有那作為更根本的東西,那就是作者的思想,也就是作者的人生觀,世界觀。不同的作家對於同一事件也會有不同的看法,於是也就有不同的寫法。譬如同樣是一個民主運動,有人會為了這運動而獻身,而犧牲一切,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但同時也就有人認為這是叛逆,這是作亂,應當剿平而誅滅之。這表現在作品中當然也就成為兩種絕不相同的作品。不但對於人事,對於社會現象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即對於自然現象亦然。譬如“落花”一個自然現象,就可以舉出以下種種不同的表現: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杜甫)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歐陽修)
花落春仍在。(俞樾)
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史邦卿)


紀德 Andre P. G. Gide

而紀德(Andre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在新的糧食中卻又說:

明日的喜悅惟有待今日的喜悅讓位了才可以獲得,每一個波浪的曲線美全繫於前一個波浪的引退,每一朵花該為果子而凋謝,果子若不落地,不死,就不能準備新花,是以春天也依仗冬天的喪忌。

同樣是自然現象,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看法呢?因為思想不同,認識互異的緣故。
  作者既是一個在連續的歷史上,在相關的人群中生存着的人,他對於人生世事就不能不有一種看法,不能不有一種認識,這種認識是貫串着他的全作品,主宰着他的作品,就連那取材的角度也是由作者的認識所決定,雖然作者自己有時也是並不意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作品都是以作者的思想為基礎的,於是在任何作品中,我們也就可以看出那作者的思想。


羅斯金 John Ruskin

  作品中之所以有思想內容,是因為作者自己有思想。思想有好有壞,所以作品也有優有劣,作者要作出好的作品,當然非有好的思想不可。這就正如羅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所說的:“少女能夠就她所失去了的愛情而歌唱,而守財奴卻不能就他失去了的金錢而歌唱。”這是因為甚麼呢?因為比較起來,前者的思想是好的,後者的思想是壞的。若是就作者時代的需要來說,一個作者的思想之或好或壞,尤其容易指明。所以蒲列哈諾夫在他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中說:

沒有思想的內容,藝術是不能存在的。但倘若藝術家看不見那時代的最重要的社會潮流,那麼,由他在那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的性質,在那內容價值上,就顯著的低下了。而且因此,那作品也必定蒙害了。

一般的作品且不必論,就以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的復活為例,這自然算是偉大的作品了,然而盧那卡爾斯基 (Anatoliy Vasilievich Lunacharsky, 1875-1933)在他的文學與批評中卻說:

對於絲毫也沒有改良人類的基督和福音書,以及最初的使徒們,托爾斯泰為甚麼崇奉到這樣的地步呢?這只好說是古怪。到現在為止,大約已經過了兩千年的歲月,然而人類到底怎樣呢?借了托爾斯泰自己的話說起來,則依然犯罪,不遜,沈緬於一切罪惡之中。所以縱然托爾斯泰再來宣說他的教義兩千年,我們還能期待甚麼大事件?比托爾斯泰相信基督的那種力量還要更強的東西尚且不可能的事,怎麼能用別的力量做到地上的改造呢?

這就是說,以藝術家的思想而論,托爾斯泰的思想是那不合時宜的,空虛的思想。因此,作為世界傑作的小說復活,也就難免受到進步的批評家的責備。


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作者要有好思想,然後纔可以產生好作品。當這種思想被讀者接受的時候,這作品就發生了宣傳思想的效果。然而文學終是文學,詩終是詩,而不是宣傳。那麼區別在甚麼地方呢?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給哈克納斯女士的信”裏曾說:

我絕不責備你,怪你沒有寫一部純粹社會主義的小說,像我們德國人所謂“傾向小說”那樣作者歌頌自己社會的及政治的思想。我完全不這麼想。在藝術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愈是不露鋒就愈好。我所認為的現實主義,是不管作者的觀點怎樣,而始終是要表現出來的。

而他在“給敏納.考茨基的信”裏說得更具體,他說:

我以為傾向不可明指,而必須從狀態與行動中流露出來。

這就是說,思想要在具體表現中見出,而不應當明說,或用以教訓。作者誠然應當把握那最好的思想,他不應當不意識,而是應當清楚地意識他的思想,但他的創作卻是由生活出發,他在實際生活中,在種種經驗中,他接觸了千千萬萬的形像,這些形像譬如一些種子,這些種子在作者的生命中結合,融化,終至於萌芽,生長,而又形成一個新的,完整的藝術形像,到了他不得不表現的時候就表現了出來,這就是藝術作品的產生,而不是宣傳或說教的開始。當然,這藝術作品也還是以那作者的思想為血脈的,正如恩格斯所說:“不管作者的觀點如何,而始終是要表現出來的。”

  茅盾(1896-1981)先生在一篇題作“公式化的克服”的小文中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他說:

有一個老笑話,秀才作文,苦思不能落筆,秀才太太在旁歎曰:“你做文章和我們女人生孩子一樣的難!”秀才苦着臉回答道:“哪裏的話,比你們生孩子要難得多呢!你們是肚子裏已經有了的,我們是肚子裏沒有的!”
這笑話是挖苦“肚子裏沒有”的秀才,我們卻要糾正它:單是肚子裏有了還不成,須待十月滿足,即“成熟”了,方不難產,而且產下來的,纔是健全白胖的嬰孩。


茅盾

這所謂“肚子裏沒有”,是說作者沒有思想,或沒有可以表現思想的形像,自然是不能產生的,有了而尚未成熟也還是難產,產出來也不健康。至於抱了人家的孩子來當作自己的,以人家的思想作為自己的思想,或為了宣傳思想而去硬找形像,去強治半死不活的形像,也同樣不中用。一個作者,他應當在實際行動中收穫,在自己生命的土壤中培養,不要“揠苗助長”,直到成熟了,不但瓜熟自落,而且落下來還是甜的。在這裏,文學之於道德,之於政治等問題,也就同樣得到了解決,因為,道德或政治都是思想問題。文學與道德,政治當然有關係,問題也只在於:要區別好的道德思想與壞的道德思想,要區別好的政治思想與壞的政治思想;而且要看,作者在其創作的過程中,是在宣傳說教呢,還是作有生命的形像表現?

(本文選自—夏丏尊:作品漫談

列印本文 Facebook 分享

2019.12

特稿

小品

精彩題目

 

關於翼報 | 支持翼報 | 聯絡我們 | 歡迎賜稿 | 版權說明 ©2004-2019
天榮基金會 Tian Rong Charity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