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
简体

借光辜鴻銘

史述

 

  十九世紀末,大清帝國到了蹇剝的谷底,不得不承認應師夷之長。辜鴻銘卻是無愧為洋人師。林語堂大師說:“英文文學超群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總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傑。”也許,現在有人不知林語堂。林是二十世紀的中國學人裏,最精通英文的人。
  印度聖雄甘地稱辜鴻銘為“最尊貴的中國人”。蘇格蘭最有才華的思想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是當世學術領袖。曾有人告訴卡萊爾夫人說:美國最著名的文哲學巨匠愛默生,也擷取先生的思想和言論。夫人只淡然的說:“誰不!”老人家對人甚少許可,唯獨對辜鴻銘特加賞識,嘆為奇才。

  二十世紀初,在洋人中間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他精通希臘文和拉丁文等古典語文;英,法,德等歐洲現代語文;又因為生在檳城,自幼時就懂得馬來語。據說,他獲有十三個博士學位。他將儒家經典的論語,中庸,大學,翻譯為高雅的英文和德文,至今無有超越者。對於東西文化交流,有卓越的貢獻。


辜鴻銘

  辜鴻銘(1857-1928),號湯生,取Thomson同音,又自稱慵人。祖父由福建興化渡海到英國海峽殖民地謀生,漸有積蓄。父親紫雲,為英人橡膠園的總管。能操閩南語之外,兼通英語和馬來語;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葡萄牙人,能講英語和葡語。因此,他是在多語言,多文化的家庭長大。沒有子女的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這近在身邊長大的聰慧孩子,認養他為義子。
  布朗先生不是盲目的狹隘種族主義者,有其獨立的正義感,對他的中國養子說:“你的祖國已經成為刀俎上的肉,侵略者正在揮起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重任,並進而教化歐美。”
  在1867年,退休返國的時候,布朗夫婦帶上當時年僅十歲的中國孩子辜鴻銘,到當世最強大的西方帝國。在將要離開他生長的國土之前,生父紫雲領他在祖先牌位前焚香跪拜,並告誡他:“將來不論你踏上哪塊土地,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布朗親自指導他讀書。所用的是從中國帶去的樸拙方法,研讀西方的偉大作品—先從經典文學入手,學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不先求解,先死記硬背。聰穎的孩子,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進入愛丁堡大學。年二十二歲的辜鴻銘,獲文學碩士後,又渡海赴歐洲大陸的德國萊比錫大學,研究文學,哲學;二十四歲時,獲在德國特予尊敬的哲學博士。及至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已經很有名;約四十年之後,林語堂也到了萊比錫,辜鴻銘的著作,已是經學校指定必讀的書了。這具有超人才華的中國少年,以十四年的時間留學歐洲,竟然不僅是精深的西方文化學者,且更能夠融會貫通。


馬建忠
  再到新加坡,辜鴻銘遇到了馬建忠(1845-1900)。馬建忠是馬相伯的弟弟,是維新思想家,語言學者,當時從事外交工作。二人有長時間的交談。馬勸說辜鴻銘研究中華文化。在海峽殖民地期間,辜埋頭鑽研了二三年;回到祖國大陸,入兩湖總督張之洞幕府,任通譯約二十年,襄贊統籌洋務。張也勸他修研儒家典籍。辜鴻銘自號“漢濱讀易者”,就是那段時間他沉浸於國學的留痕。
  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裏,他將四書中的論語,中庸譯為英文和德文刊載印行,並翻譯了大學。他的譯作是創新性的,采取不違願意的對等方式,古老的東方哲理,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等西方啟發性的妙語,而運用自如。這是因為他的才氣,和對中西文學的造詣之高,無人能及。在他作品出現之前,中國的經典從沒有良好的譯本;在他之後,也沒有超越或接近的善譯。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授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甚麼要學習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之後,把我們中國作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諭那些四夷之邦。”在那個時候,他還敢於如此稱洋人為“四夷之邦”,特別是在教授英文的環境,多人把他當成笑料的製作者,卻不能體諒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積極思考,和他對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注和擔當。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
  1909年,他所著英文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後,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有些大學哲學系列為必讀參考書。
  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妙藥;同時,其對於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而深刻。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對正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引起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評估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產生甚麼樣子的人。”他獨到的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其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現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着的是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這些話,是深有心靈智慧的話,淺薄的人無法聽得懂。現實的情形是中國人不爭氣,受洋人的壓迫,老百姓無可奈何。辜鴻銘只能以狂放的表態,作個人自諷的抗議,是帶着眼淚,悲嘆,甚或是泣血的表演,有時顯示強烈的自尊。他不惜用執着偏激,來表達對於中華文化的熱愛,和對於失卻國魂者的鄙視。他喜歡東方淑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也蓄有日本侍妾;他當然是讀過鏡花緣的人,並非因愛小腳而愛小腳,更根本無法以纏足為美,為殘害女同胞辯護;只是愛發怪論,以言辯為勝理。他為華人文化的多妻辯,取“一把茶壺配多隻茶杯”為喻。但他沒有像孫中山及其黨徒那樣,口宣西方文化,甚麼男女平權,卻口是心非,暗蓄情婦,或明棄糟糠,或弄些革命夫人。
  也許受英國政治理想的影響,他並不主張廢除皇權。他有個理論:人類的腿骨能夠向後自然彎曲,就是天生為了跪拜用的。不過,也絕不放棄言論自由,至於口無遮攔。慈禧皇太后壽誕,不卹耗費國帑,借取急需的海軍軍費,大搞其無度的眼前歡。辜當眾出口稱賀云:“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辜在北京大學任教,頂着辮子上課堂。學生們初見哄堂。辜鴻銘卻很平靜的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卻有無形的辮子。”面對狂傲的老師,學生默然。

古德諾
  其實,那時的當政者,跟多年後的新舊軍閥,誰不心中有辮子?辜不反對皇帝,但很認牌子。雄才大略的袁項城,終於搞出洪憲皇帝。可惜,他登基未滿三月就駕崩了,全國臣民致哀三天;辜鴻銘卻適時弄來個戲班子,在家裏辦起堂會,熱鬧了三日三夜。不過,袁公作皇帝,可是通過美國考試的。在登基前,俯順民意,辦個籌安會,延請美國首頒博士學位的賀浦金斯大學原校長古德諾(Frank J. Goodnow, 1859-1939)來華舉辦民意調查,認證中國由於“國情不同”,水土適於帝制。以後,何止復辟的張勳鬧辮子運動?其餘的政閥,軍閥,豈不也倡言“天無二日”的帝王讕言?
  1920年代,洋務運動風生水起。胡博士搬來了恩師杜威(John Dewey)講學,胡適翻譯,大受歡迎。杜威在亞洲學報撰文,譏諷中國人在大搞“室內運動”,喊口號而乏實踐。繼之而來的,是英哲羅素(Bertrand Russell),由數學家而成為實證主義者,並不認為中國文化盡是糟粕,應該完全棄舊從新。話是忠言,在當時,不夠時髦激進。辜鴻銘似在潮流浮沉之上。
  辜鴻銘有次在北大講哲學,胡適也在座。辜忽然逸出題外說:“講到西方古代哲學,必須得懂希臘文;近代哲學,得通曉德文,因為德國稱為“空中王國。”轉身指着胡博士說:“適之,你二者都不通曉,只能講二流子的美國英文,就談哲學,未免是騙小孩子吧!”

伊拉斯謨
  辜的談吐風格,似是“老子化胡”,但他似不怎麼講老莊墨法等諸子,多談儒家。以辜的學養淵博,該是啟迪中國的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時代與環境不同。真才實學的人,遇不到伯樂,只能被視為“怪傑”—傑而不能出眾,有才而不能脫穎,因為辜鴻銘走在時代前面一百年。
  辜鴻銘學貫中西,但無法改自以為“奉天承運”的中國文化捍衛者。當時嚴復翻譯成中文的天演論,甚為風行;但辜對之殊無好感。那倒全不是出於瑜亮情結,而是看出其論不能立,還將貽患讀者。
  據說,西方宣教士中,曾有過“中國通”,走進上海弄堂的死巷,因為看不懂漢字牌子“此路不通”。
  英國著名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預見西方人迷於物質文明,像浮士德將失去靈魂,惟賴神的恩典得救。時間到了二十一世紀,風向變了。且不說東風西漸,西方或東方人,似乎都應該重新認真思想辜鴻銘,或能有些幫助。

互聯網資料

  1895至1905年,辜鴻銘任張文襄幕府二十年。
  1890年,張之洞籌建漢陽槍炮廠與武昌織布局。創設槍炮廠的一切計劃和布置均由辜鴻銘代為安排。辜鴻銘向張之洞推薦了昔日萊比錫大學的同學,時任德國著名的克虜伯工廠監督威廉福克斯。威廉與辜鴻銘交誼很深,接到張之洞的邀請後即啟程來華,擔任了漢陽槍炮廠總辦。這個後來易名為“漢陽兵工廠”的漢陽槍炮廠,擁有齊全的設備,規模宏大,出品精良,管理嚴密,被譽為“中國克虜伯”。
  1905年,辜鴻銘任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
  1908年宣統即位,辜擔任外務部侍郎。
  1910年,他辭去外務部職務,赴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
  1911年,辛亥革命後,辜鴻銘辭去公職。
  1915年,他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主講英國文學。
  1924至1927年,辜鴻銘赴日本講學,其間曾赴台灣講學。
  1928年四月三十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軼聞趣事

  1891年,俄羅斯帝國的皇儲,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之子到中國旅遊。皇儲年輕氣盛,他的侍從十人都是皇室貴族,其中有內戚希臘世子。當他們到達武漢時,張之洞為盡地主之誼,前往艦上拜會俄羅斯皇儲,辜鴻銘陪同前往。當皇儲向張之洞問及兩位隨員的官職時,辜鴻銘用流利的法語回答,使對方不勝驚訝。兩天後,張之洞在設宴款待俄羅斯皇儲。席間,皇儲為避中國人,用俄語和希臘世子交談,告訴他晚上還另有宴會,應節制飲食。辜鴻銘聽了暗笑,也用俄語對皇儲說:“此餐非常衛生,不妨多吃一點。”皇儲聽聞,臉上的傲氣頓時消失。飯後,希臘世子看到張之洞聞鼻煙,不懂為何物,就低聲用希臘語問皇儲。辜鴻銘聽了,便和張之洞耳語了幾句,拿過他手中的鼻煙壺遞給希臘世子觀看。皇儲和世子見到辜鴻銘精通法,俄,希臘數國語言,既是佩服又是驚訝。臨別時,皇儲將隨身攜帶的一隻鑲鑽石金錶送給了辜鴻銘。後來皇儲到了上海,逢人便說:“在漢上見張總督,有辜先生精通各國語言至博,各國無此異才也。”
  辜鴻銘曾經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春秋大義。當時,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但辜鴻銘卻要售票,而且票價為兩元,甚至高過梅蘭芳。(聽梅蘭芳的京戲,只要一塊兩毛錢。)而會場卻坐滿了,足見外國人對辜鴻銘的重視。
  1921年,英國著名作家毛姆在遊歷北京時特別要拜訪辜鴻銘。當時接待他的東道主表示會代為安排,送了一張便條給辜鴻銘,請他前來。豈知幾天過去,辜鴻銘根本不加理會。毛姆估計是這樣的約見有欠禮數,於是親自寫了一封極為恭敬的信表示求見,兩個小時後,即收到辜鴻銘的回覆,約他次日到府上見面。辜鴻銘與毛姆見面便說:“你們國家的人只是和苦力和買辦打交道,以為每個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他們以為我們可以招之即來。”一番話說的毛姆頗為尷尬。
  辜鴻銘還毫不客氣對毛姆說:“你們憑甚麼相信你們要比我們高出一籌?在藝術和學術上你們就勝過我們?難道我們的思想家不如你們深刻?難道我們的文明沒有你們的文明那麼複雜,那麼深奧,那麼精細嗎?…”字字句句透出其凜然的民族氣節,擲地有聲。

  辜鴻銘一生不懈地向西方傳播中華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學西漸史上的先驅人物,是東方文化的捍衛者。
  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博士艾愷在一本書中也說,在一戰時和戰後的歐洲,與泰戈爾等著名東方聖哲齊名的,不是嚴復或梁啟超,而是辜鴻銘。他的書被譯成多種歐洲語言,是歐洲大學哲學課程的必讀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競相走訪,敬聆教誨”。
  辜鴻銘逝世第二天,著名文學評論家吳宓在大公報發表的悼文中說:“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領袖人物應作別論外,今日吾國人中,其姓名為歐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為歐美人士所常讀者,蓋無有如辜鴻銘氏。自諸多西人觀之,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傳員也。”

列印本文 Facebook 分享
精彩題目

 

關於翼報 | 支持翼報 | 聯絡我們 | 歡迎賜稿 | 版權說明 ©2004-2020
天榮基金會 Tian Rong Charity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