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古今 ✐2010-09-01


小婦人:艾偉德 Gladys Aylward

于中旻

 

  她,不僅住在華人中,還服事華人,最低下的華人,並且還入了中國籍。
  北方有俗語說:“車船店腳牙,無罪也該殺。”是說到受卑視的行業:其中“店”是開客棧的;“腳”是行腳的,就是運輸業者。這位遠道從英國來中國的宣教士,居然開起客店,而且專招待行腳的騾伕。
  她是艾偉德,曾在山西開設“八福客棧”。


艾偉德 Gladys Aylward, 1902-1970

  艾偉德(Gladys Aylward, 1902-1970)於1902年二月二十四日,生在倫敦北郊。父親是一名郵差。因為家境清寒,給富貴人家作伺候客人的侍女。在十八歲的時候,悔改重生,極想服事主,到中國傳福音;她申請參加內地會,因缺乏正式教育而被拒絕。
  艾偉德仍然不氣餒,決心積蓄足夠的錢,自費前往中國。
  那時,有人介紹她去看顧退休的宣教士夫婦,艾偉德欣然接受。在同那雙老夫婦的交談中,得到許多實際的知識。他們以為她不應該把青年歲月,浪費在這裏。剛好有人告訴她,倫敦的揚何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夫婦,需要一名司客侍女。那家住在高貴住宅區 Belgrave Square,工資自然較高,更重要的是揚何斯本家中有許多珍貴的藏書,他自己是個頗有名的作家,寫過不少有關東方的書,如果能夠借閱,可以增進她對東方的知識,作宣教士的準備。
  艾偉德雖然學識不高,但她有語言天才,學得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語,而且懂得應對和禮儀,頗得主人信任器重。她到假期時,就去外面再兼作別家宴會幫工,以求在最短時間內,積聚最多的錢財,完成她到中國宣教的異象。
  1930年初,在衛理公會的聚會中,她聽人說在中國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勞生(Jeannie Lawson),已經七十三歲了,卻欲退而不能休,因為她到處尋找,竟沒有人肯去幫助她。
  艾偉德說:“那人是我!”
  她立即寫信去,表明自己願意去。
  艾偉德在等候回信中,就先去探聽旅行的方法,知道如果直接坐船到天津,是最好的路線,但費用要貴,超過她能夠負擔;最經濟的方法,是乘橫越西伯利亞的鐵路,再轉中東鐵路南下,由大連乘船到天津,去到工場,費用會省一半。
  漫長的等待。幾個月後,回信來了。珍妮歡迎她去;並告訴她,只要到天津,寫信去,會有人去接她到珍妮所住的地方—那是在遙遠的鄉下。
  1930年十月十八日,艾偉德帶着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裏是她的衣物,另一個是簡單的食物,和路上煮食的酒精爐。多孤單的行程!不是豪華的旅遊,沒有富貴的親友相送,她身邊只有二英鎊和幾枚銅幣。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蘭(Violet),送她從港口乘船到荷蘭海牙,轉鐵路往俄國。
  艾偉德把自己交託主。她乘的是三等火車,沒有一個相識的人,沒有懂英語的人可以交談,只一路禱告。有一天夜裏,火車停了下來,不再往前走。那地方是奇塔(Chita),西伯利亞草原的大曠野中,一個荒涼的鎮,到處是軍人,還聽到稀疏的槍聲。艾偉德只得在車站的寒風中,裹着毯子過夜。反復交涉,才得轉火車去海參崴。在那裏,一名俄國官員想姦污她。艾偉德抗拒。那官員離開她去了。
  艾偉德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求船長免費載她去神戶。從那裏,乘船到了天津。
  在天津,找到了差會辦事處。問起珍妮勞生,那裏的宣教士搖頭說:“珍妮獨來獨往,在山西行蹤無定。寫信給她,不知何年月日才有回音;你不如等在這裏,有適當可靠的人來,帶你直接去那裏。”
  在等待中,艾偉德出去遊覽,找機會學些中國話。她對中國最初的印象,是有許多的牆:長城的牆,城鎮都有牆,家家戶戶有院牆。怎樣才可以打開這些圍牆,進到中國人的心裏?
  有一個姓路的基督徒商人,要到山西,可以帶艾偉德去到那裏。


艾偉德的畫像

  於是,長途跋涉開始了。火車,轉乘長途汽車,到澤州,內地會的宣教站。在那裏,有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司米德夫人(Mrs. Stanley Smith)接待她:她是個寡婦,丈夫是“劍橋七子”之一,是那一代碩果僅存的資深宣教士。司米德夫人對她非常體貼愛護,簡要的告訴她,山西的狀況。司米德也告訴她,西式的裝束在此已不適宜,幫她預備了高領的中國旗袍。休息幾天之後,艾偉德坐上騾車,經過兩天的路程,終於到了陽城。
  珍妮.勞生住在城門外,騾隊往來的大道上。艾偉德發現,那是一座大房子,有個大院,堆着兩大堆髒亂的物件。珍妮說,那是她新租下的房子,因為說是“鬼屋”,沒人敢住,所以租價特別低廉,每年只一英鎊。工人正在那裏進行清掃修建,只有一個房間算得整潔可住。整理清潔是艾偉德的特長。她辛勤工作,不幾天,就把全屋子整理得一塵不染。
  珍妮在中國已經超過五十年,濃重的蘇格蘭口音,有時候不知不覺攙雜着中國話,性情也有些怪癖。
  艾偉德問:“這是你的宣道所?”
  “也許是,也許不是。”
  這樣一座大房子作甚用?
  二人想到可以開一間客棧,接待往來的騾伕住宿,向他們傳福音;他們的行腳,是福音的媒介,把好信息傳遍各處。他們的廚子老楊,可以負責供應飲食。
  珍妮說:“我已經想好了名字,叫‘八福客棧’。”
  但只缺少一件:沒有客人住宿。當地的人,看到他們就喊“洋鬼子!”怎肯來與鬼同住!
  客人哪裏來?珍妮想出方法:讓艾偉德去門口,看到經過的騾隊,就攔住勉強拉他們進來。
  起初,這使艾偉德有些難堪;騾伕們也不甘願。但看到設備清潔,飲食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晚間,老楊還說聖經故事給他們聽;不過,他說的常與聖經不同,會加上“挪亞潔淨聖殿”之類。他們也不知道,只是以為有趣。騾伕們歡喜住宿,並告訴別人來住。這樣,不久就常常客滿,騾棚也槽頭滿了。
  不過,珍妮勞生的精神健康愈來愈差。她多年孤單工作,經歷過義和團和毓賢的迫害,屠殺,所受刺激,給她留下心靈的傷痕太深。終於有一天,使氣外出,意外受傷死亡。艾偉德來了還只一年多。
  幸好老楊繼續留下工作,客棧營業照常。管理的擔子,落在艾偉德身上。這反而給她機會練習,中國話進步很快。她漸漸能夠傳福音,領人信主。司米德夫人從澤州差一名中國信徒來幫助,並供給他的工資。

  老楊忽然對艾偉德說:“也許,你該去拜訪本地的道尹大人,表示尊敬。”以後,他連續催了幾次。艾偉德抽不出時間,而且她也不以為有必要。
  有一天,道尹忽然來到八福客棧。談話中,他提出中國在推行“天足運動”,政府明令要婦女放腳,就是解放婦女的纏腳,並挨戶檢查,以改正多年的舊風氣。艾偉德當然是最好的人選。她還可以示範天足的好處。他應許派兩名衛兵保護,發給薪水,還供給騾子作交通工具;按時直接向他提出報告。
  中國老百姓怕官。老楊很歡喜,因這工作有些官的氣派,能夠受人尊敬。艾偉德經過考慮,感謝神給她這特別的機會,就接受了,附帶條件是不能限制她講福音。
  這樣,艾偉德能夠周遊各村莊,鎮市,進入人家,自由有效的見證耶穌。有些人信了主。
  那時,監獄發生暴動,典獄官派人來找艾偉德,看她能不能以神的能力,解決問題。艾偉德不能推卻,看到監獄中的緊張形勢;她叫出那暴動的領袖,要他交出武器,並保證不加究罪。這樣,和平解決了問題,也領了囚犯信主。
  有一天,走在街道上,看見路邊有個婦人,坐在地上,要出賣一個病弱的女孩子,討價兩個銀元。艾偉德沒有兩塊錢,把僅有的九角錢給了她,領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八福客棧,就叫她“九毛”,學名“美恩”。用愛心和禱告,那女孩復原了。
  美恩看見門口有個可憐八歲的孩子,以為自己和艾偉德少吃一些,就夠養活他;艾偉德同情,也領養了他,起名“少少”。
  艾偉德收養的第三個孤兒,取名“寶寶”。另一個八歲的女孩是“蘭香”。
  1936年,Gladys Aylward 歸化為中國籍,成為艾偉德,中國人,不再是“洋鬼子”。卻正趕上共赴國難!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正式開始侵華戰爭。
  次年,戰爭也臨到了僻遠的陽城。一個炸彈炸中了八福客棧。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失去知覺,醒轉時,發現只受了點輕微外傷。
  艾偉德和她的孤兒們,並幾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的北柴莊。居民指給她一個窯洞,用僅有的幾樣急救藥品,艾偉德幫助傷患,竟成了唯一的“醫院”。等日軍離去後,她和難民們又再回到陽城。
  意外的,有一天,道尹大人請艾偉德赴宴。他讓艾偉德坐在首位,當着同席的人宣告說:“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裏;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裏。我要作個基督徒。”
  艾偉德恭喜他,作了這關乎永恆的決定。

  1939年二月,艾偉德聽說日軍已經放棄澤州,回到城市據點過冬。她記掛着內地會的同工,到澤州去看望他們。
  司米德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David & Jean Davis)夫婦在那裏的宣教站繼續工作。他們是英國人,宣稱保持中立,得以平安。相見甚為歡喜。
  有一夜,酒醉的日本兵,進入宣教站,在那裏狂喊亂叫。艾偉德去同他們交涉,被一名兵用槍把打在頭上,昏倒在地。醒來的時候,看到戴維斯在旁照應她,並沒有多大傷害。
  後來,有兩名年長的宣教士要回國,請戴維斯送他們到煙台等船。他囑咐艾偉德代為看守,說明差會的政策嚴守中立。
  幾天後,中國軍隊要來借住,艾偉德以中立為由拒絕。率領的人是林南上校,一名情報軍官。他談吐文雅有禮,同艾偉德談論善惡的問題,指日本軍隊是惡的,應該助善拒惡,並說中國的防衛戰爭是“義戰”。
  艾偉德同他談論,有時二人在澤州城中的街道上同行。
  有一次,到山地去。艾偉德遇到了傳奇性的游擊隊英雄雷將軍(General Ley),深入內地,難得見到個歐洲人,而這人竟然原是天主教的神甫,而成為抗日游擊英雄。
  當在澤州的時候,時代Time)雜誌的記者,訪問艾偉德。時代的創辦人魯斯(Henry Luce, 1898-1967),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極為同情中國政府。艾偉德說:她代表的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她恨惡日軍的暴行,也不能緘默不言。當然,她是中國人,也把所知道的日軍行蹤,報告中國方面。
  在澤州,有二百名孤兒。1940年初,她的助理晉本光,帶領一百名孤兒去了西安。現在,經過戴維斯同意,照艾偉德的建議,將剩下的一百名孤兒,遷往陽城山區。艾維德則暫時留在澤州,幫助照顧宣教站的約一千名難民。
  幾天後,消息傳來,進行春季掃蕩的日軍,迫近澤州,只有一天的路程。來報告的人,手上還拿着一張告示,寫着: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她倉皇逃回陽城。日軍飛機低空掃射。她覺得肩頭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後來發現是受了槍傷。
  艾偉德決定要去西安。行前去向新作基督徒的道尹告別。道尹關心的告訴她,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艾偉德說:她預備帶一百名孤兒同去!
  “啊呀!那要攀山越嶺,要渡過黃河…”
  “但我不能不走。”
  他所能夠作的,只是派幾個人,扛幾袋小米,送她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以後,我只有為你禱告了。”
  “我也為你禱告。”
  同行約一百孤兒,最大是一名解放的婢女素蘭,還有艾偉德自己收養的美恩和蘭香,少少,寶寶和兩名男孩子;最小的一個只四歲。
  美恩問說:“要走幾天?”
  艾偉德回答:“騾隊走五天。”那是說,他們走大路,也走得快得多。她一直笑着,但心裏說:“這簡直是瘋狂。”既上了路,她從未走過的山路,只有仰望主的憐憫。
  時間過去,艱難的山路沒有盡頭。孩子們的鞋破了,腳磨腫了,衣服髒破,像一群小叫化子。仍然前進,緩慢的前進。
  疲倦,行進越來越慢。除了他們一隊人之外,再沒有別的旅人。一天,遇到了幾十名軍隊,給孩子們一些食物,使他們歡喜了好久。
  十二天過去了。
  前面走的孩子,歡呼說:“黃河!”
  從高處望見那蜿蜒的河水,使他們忘卻疲勞。想到要坐火車了,使他們倍加快樂。艾偉德謝過伴送他們的人,看他們回去。自己率領孩子們,向河邊走去。
  黃河的水波浪滾滾,但沒有渡船。只有等,挨着餓等。前無去路,是很可憐的事。連艾偉德也有些灰心了。
  第四天,來了幾名士兵。他們觀察這些小難民,已經有好幾天了。看到不像有危險,才來幫助。取出一面鏡子,在陽光下向對岸閃照了幾下;對面也有回應。不久,渡船來了。他們分三次渡過了黃河。現在已經脫離險地。
  再走了兩天,到了米脂,孩子們第一次搭上火車,都十分興奮。有時,火車停下來,讓他們去難民救濟站吃飯。到了中條山脈的一個小村,火車不能再前進了,因為橋梁被炸毀;只有攀越崤山的小徑,才可以到潼關;只是那條山徑,連鄉民都沒走過。
  艾偉德帶着孩子們,一步步的往前挨。到一個山村,再問往前的道路。每個人都筋疲力盡,在不可知中走向不可知。艾偉德真想在路邊躺下,任甚麼都不管了。在無可奈何之下,她不禁哭了起來。孩子們也哭。哭過了,還得往前走。唯一的希望,是神的憐憫。在似乎絕望之中,路到盡頭,一個下坡,竟然就是潼關!原來沒有地圖走路,有這樣意外驚喜的好處。
  現在有鐵路,又一個難處是,卻沒有客運火車。幸而有運煤貨車。他們爬上煤堆,乘過了一段,才轉搭客車,終於到了西安古城。一個沒有邊界的大城。但他們還要從那裏去扶風。
  所有的孩子們,一個都沒有短缺。艾偉德感到鬆弛下來。感謝主。
  在扶風附近的興平,有個婦人說:“你看來病很不輕。”
  艾偉德說:“近來不少人這樣說。”

  艾偉德醒來了。
  看到身邊有個穿白衣的女子,她問:“我在哪裏?你是誰?”
  女子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只說:“你現在終於清醒了。”忽然就不見了。
  來了另一個男人,俯身用英語對她說:“你現在好了。我是西安浸會醫院的主任醫生。你發高燒,營養不良,傷寒,加上肺炎。過度疲勞。還有一顆子彈穿過你的肩頭,幸而不深。現在你會活下去了。”
  “我的孩子們在哪裏?…我有一百個孩子。”
  醫生以為她的囈語又來了,喊護士拿鎮定劑來。

  艾偉德對過去約一年的記憶,仿佛一片空白。她能夠活下去,是一件神蹟。她大概在興平工作了幾個月,才倒下去。是新到的特效藥磺胺辟定(sulphapyridine),助她脫險復原。在醫院裏又過了幾個月。1941年底出院。
  1942年初,艾偉德又在郿縣的難民營工作;那裏距扶風和西安不遠,靠近她的孩子們。
  次年,林南上校又找到了艾偉德。但艾偉德對他的情愫已經改變了:不是因為他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嫁給他。他們仍然是朋友。一段情緣過去了。
  1944和1945年,艾偉德在蘭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貧窮人和痲瘋病人中傳福音。她曾往喜馬拉雅山麓去,那裏的隱修者,竟然預先知道她要來,準備接待,也準備了心接受福音。成都的一個教會,給他教堂後面的一間屋子住,算是受薪的女傳道,也教青年人英文。
  美國人戰勝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


艾偉德(右)在上海重遇美恩(左),喜見美恩的兒子(中)

  1948年,國民政府快垮了。艾偉德也快垮了。司陶衛醫生(Dr. Olin Stockwell)勸她回英國去休養,並探望父母。她離家已經十七年了。因為艾偉德一文不名,司陶衛為她籌措路費。只是她已經不是回家了;因為她是中國籍,不是回國,而成了出國,要去上海申請簽證。在那裏,她意外的找到了美恩;發現美恩已長成,結婚生子,艾偉德竟然作了“祖母”。
  1949年春,艾偉德到了英國。經過戰亂,她的父母和兄姐都還在,重逢自然快樂。但她為多難的中國憂傷,為他死去的孩子們憂傷。她的心愛中國;在說話的時候,不知不覺說出中國話。


The Small Woman 一書的封面

  不久,有個新聞記者萊得梧(Hugh Redwood)特寫艾偉德在中國的故事。英國廣播電台 BBC 的柏格斯(Alan Burgess)讀了,來訪問她,請了一個名演員,作連續廣播劇播出。艾偉德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但她不喜歡那些稱譽。她常受邀講演。柏格斯又把她的故事寫成小婦人The Small Woman),書由 Evan Brothers 出版。
  1957年,五十六歲的艾偉德,預備再出發往香港工作。二十世紀福斯(20th Century Fox)要同她簽約,把她的故事拍成電影。“竟然有這種傻子,把好好的錢,用來作小小使女的故事…”她想,只要是傳福音就好。輕易的簽了約。後來,她才知道,電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無意於傳福音;而她,艾偉德,才是只知傳福音的傻子。那部電影出品,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主角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不是飾演艾偉德,而把艾偉德弄成英格麗;一部英雄美人的愛情故事:少不了林南同艾偉德的熱吻;事實上,艾偉德終其一生,沒有和任何男人接過吻。本來的“八福客棧”,也不知如何變成了“六福客棧”(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這使艾偉德既羞慚,又厭惡,不願提起。
  到了香港,艾偉德發現進入中國大陸工作,已難以實現;只有流出的難民。她找到了從前收養的孤兒,已經作了傳道人。她立即想到開辦一個“希望會”的宣教團體。但她是中國人,居留簽證申請被拒絕。唯一的道路,是到難民難官難兵難將充斥的另一片中國土地:台灣。
  1959年,展望會(World Vision)邀請她到美國作旅行布道。聽眾驚奇的發現,她不是電影中長身玉立的美麗女星,而是矮小蒼老的小婦人!但她有機會傳揚福音,幫助展望會的孤兒工作,那正是她所愛的。不少人為她在台灣的工作奉獻。


1963年艾偉德訪問英國Walker Street School,抱着一名中國孤兒,與校長在校門合照

  艾偉德也受邀請到澳大利亞,紐西蘭,又回到英國。英國廣播電台 BBC 的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實故事。接着,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見她。伊莉莎白女王,邀艾偉德去白金漢宮,同她在花園裏傾談;她也不錯過機會,請求女王幫助在台灣的孤兒們。
  只是這一切努力,竟被她所信任的中國教棍,把幾乎全部款項騙去!艾偉德再一次的受辱失望。除了神以外,還能夠信靠誰?她孤單,失望,覺得自己真是這世界不配有的人。
  回到台灣,凱慈琳司密慈(Kathleen Langston-Smith)在那裏等她。凱慈琳是英國一個郵政分局的局長,看到 BBC 的電視節目,受感動奉獻來與艾偉德配搭同工,正好補足她不善管理的缺欠。感謝主。
  1970年元旦,艾偉德覺得患了感冒。不過,她仍然去一個婦女聚會。回到孤兒院,她精疲力竭,倒在床上。醫生診斷是流行感冒,轉為肺炎。不久,艾偉德離開了世界,還不滿六十八歲。中國人對不起她。她卻死在所愛的中國一角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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