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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籠裏的悲歌(下)

殷穎

 

  我們這一批“匪諜”當時被關押在馬公鎮的天后宮,我是關在右手的一間側廂裏,囚室被編為四號。小小一間囚室擠了六七個人。
  問案時多半在深夜,如在夜半呼叫你的名字,這人便會押到地下室中去偵訊,有的是兩天或三四天,也有的要一個星期。
  除了各種刑罰外,都用疲勞審訊。在囚犯頭上懸一個大電燈泡,由幾個偵訊人員輪番疲勞審訊,受審的囚犯在審訊完畢拖回囚室時,倒頭便睡,會一連幾天都無法醒來。而半夜提訊時,是由我們這間囚室後面的側門押出去,這扇木製的舊式廟門,拉開時會發出吱吱吱,懾人心魄的刺耳尖聲,囚犯們聽了便覺肝膽俱裂,心神喪失。
  我在獲釋後的幾十年中,不時還會突然夜半由夢中驚醒,隱約再聽到這種鬼魅似的開門聲,心中會砰砰地驚怵不已。

陰濕防空洞的地牢況味

  在馬公天后宮的審訊告一段落,我們這批人犯便要移往別處關押,好騰出囚室來容納新囚。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睡下了,突然由值班衛兵宣布命令,各人要收拾好行李待命。隨後雙手被反綁,又用黑布將雙眼蒙住,然後押上汽車,氣氛十分詭異與恐怖。大家心中盤算着,很可能要丟到海中去餵魚了。
  汽車在馬公島上行駛了很久,最後被押到一處從前日軍存放彈藥的山內防空洞中。洞內伸手不見五指,只點着一盞小煤油燈,恰似熒熒的鬼火。洞壁上陰溼滴水,地上鋪了一層稻草,伸手一摸,好像被露水打過。我們便在這口洞中,度過了大約兩個月的時光。
  由於此案已結,不再提訊,這批犯人便形同棄置。每一二日,才會送來一桶水,半籮筐冷飯。飯來時大家都爭相搶食。
  我因想到他們都已問成匪諜,我卻並未名列案中,心中存着也許會提早獲釋的僥倖,便不去搶這一把飯。但幾個月下來,便因嚴重營養匱乏,而導致了各種疾病,並留下終身的殘疾。

  這間洞中後來關進了一位青年軍的年輕人,這位年輕人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狀如五六十歲的老人。他穿的一件髒破軍服上,爬滿了蝨子。後來,拿出去用火點燃,如同放爆竹一樣,響個不停。這位不知名的受難青年,不久便倒斃在洞中。

  關在防空洞的日子,每週有一天可以到洞外去“放風”,但只有十分鐘。當我由洞口走出,看到圍牆內切割出來的一塊天空,覺得那塊天空真藍,真美。我從未看見過這樣美麗的藍天,而由高牆外探進來的幾片樹上的綠葉,更是一個奇蹟。
  由那一刻,我才體驗到自由的可貴。而當我們互看對方的人時,更驚異地發現,好像是由地獄裏剛剛出來的鬼魅,臉上布滿了一層黑煙,面目被塗抹得不成人形。因為那盞晝夜燃燒鬼火似的煤油燈,用煤煙為我們每一個人都繪製了一副猙獰可怖的面孔。

大直的新生總隊 臨時管訓營

  由保安司令部軍法處正式判為“政治思想犯”之後,我們這一行人犯,便被押送到“新生總隊”(當局以“新生”為思想犯定名,意指思想的改造。並採用新生報報頭的兩個書寫的字體,作為“新生”的符號。)去接受感訓了,刑期是兩年。那時,綠島的囚室尚未建好,我們便被送往台北大直的一所國民學校去管訓。
  當時在大直的那所國民學校中,設了三個大隊:以我們這一批“政治思想犯”做為主幹,便編成了第一大隊的第一中隊,算是刑期較短的思想犯。第二大隊為山東流亡學生;第三大隊則是由金門戰役中俘獲的共軍俘虜,稱為匪俘。後來這批匪俘在管訓一段時間後,當局用小船將他們遣返大陸。此一舉措也使人十分納悶,將共軍俘虜遣返,應屬一種“統戰”的善意吧。果如此,便應在遣返之前好好地善待他們,以示寬大。但實際上卻剛剛相反,這些在醫院中療傷的匪俘,與政治思想犯一樣,受盡虐待與歧視。醫療,伙食與國軍病患有顯著的差別待遇。所以這些匪俘在遣返時,都滿懷怨恨而去。當局的這種作法,實在令人不解。

  第一大隊第一中隊,人才濟濟,有不少是教授,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等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有戲劇界名人丁伯駪,馬公中學校長孫鳴等。而孫鳴是當時風頭最健的人物,因為所有新生訓導的教材,如三民主義國父遺教等講義,均由他編撰。由於“新生訓導處”的人才不足,在新生大隊中擔任輔導的幹事們,更是無知與低能;故不得不就地取材,由新生犯人自己編纂教材,給自己感訓。在新生訓導處感訓授課的教師中,唯一的知名人物為任卓宣(葉青),他有一本名著毛澤東批判,也列為教材,其餘均乏善可陳。孫鳴獲釋後,開設了台北早期最著名的“志成補習班”,而大發利市。他後來還當選了早期的台北市議員。

  第一大隊的第八中隊,為女生中隊,當時著名的舞蹈家蔡瑞月,便名列其中。

匪俘與“政治思想犯”

  我由被捕到判定為“政治思想犯”,在移送管訓之前,一直抱有一個希望,總以為有提前獲釋的可能。但後來案情有變,大家都不是匪諜了,而我這“思想前進”的罪名,卻剛剛適合作為“政治思想犯”,便也判了兩年的感訓。

  我在羈押期間,特別是在關進防空洞中的那兩個月,經常在飢餓狀態中,身體受到嚴重的損傷,長久以來抱持的希望又破滅,所以一到達新生大隊,我便病倒了。
  最初是感染了當時流行的痢疾,後來便發覺自腰部以下半身麻痺,雙目不能視物,腳趾尖的神經末梢劇痛,如同刀割,且痛楚延續不止。痛到無法忍受時,新生大隊便將我送到了專收匪諜與匪俘的一所陸軍醫院,在台北三峽鎮。在那裏,醫院為我注射一針嗎啡,能維持止痛半小時。這種神經末梢炎與視神經炎的病因,便是長期缺乏營養所致。如能及時注射及服用維生素B1,便可以改善。但當時的陸軍醫院,醫藥缺乏,這類針藥絕對輪不到政治思想犯的身上。所以只能在院中休養,僅服用台糖公司出的一種穀糠丸,據說其中有一些維他命B1的成分。

  關押的病室中,除了政治思想犯之外,其餘的多半是金門戰役中負傷的戰俘。而我們的身分,在醫院中更得到確認。我的床頭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政治思想犯殷穎”,而隔床上的牌子便寫着“匪俘XXX”,觸目驚心,隨時提醒你自己的身分。
  醫生看病也如同問案,橫眉豎目,根本不理會病患陳述的病情。護理人員更是作威作福,毫無醫德可言,其態度之惡劣,比獄卒有過之而無不及。

聖經支持我走出苦難

  在三峽的囚犯病患,後來被轉移到基隆獅球嶺的一處陸軍醫院,在那裏進入了另一個天地。
  以往的病號僅限匪俘與政治思想犯,新病房上的牌子則是“罪犯病室”,裏面收容的病患,是由各地監牢中送來的各類罪犯。其中有貪污犯,小偷,殺人犯,以及二二八關押的囚犯,形形色色,洋洋大觀。

  在這許多不同種類的罪犯病號中,似乎每一種罪犯的身分,都比我這個政治思想犯高一等。人人都對我避而遠之,好像我有可怕的傳染病。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中,誰敢沾上匪諜的邊?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這些罪犯中,卻真的有傳染病。在1950年代,最可怕的傳染病是肺結核,有不少囚犯是到肺癆末期才送來的;病人只要咳一咳,便會吐出半盆腥血,與幾塊潰爛的肺葉來,這種病號不久便會送到太平間去了。
  我在這個病室中待了兩個月之後,便感染了肺病,使我的心情沉到了谷底。

  我罹患的末梢神經炎,雙足踏在地上,便痛疼難禁,步履維艱。後來再染上肺癆,生機十分渺茫。我在住院時,幾度想到要結束這痛苦的生命,如非我有信仰支持,絕不可能生離這所醫院。
  在罪犯病室中,唯一伴我左右的,是一本聖經。我被捕時,許多東西都被軍方收去了,再沒有發還。那本聖經還使我入罪,但後來軍方卻奇蹟地還給了我。所以在這兩,三年的囚禁生活中,這本聖經便成了唯一支持我存活的力量。它陪我度過了無數個晨昏。
  由於我的目力受損,閱讀不易,但在祈禱中,仍然可以由聖經中神的話語裏,得到平安與真理。這本聖經,伴我走出了身體與心靈的困境。直到我獲釋的那天,1952年三月一日,我便將它贈給一位獄中的難友,讓神的愛續留在集中營的小島上。

“火燒島”─政治思想犯的象徵

  綠島是一個很美的名字,而“綠島小夜曲”更將它浪漫化了。但這個距離台東半日船程的小島,在日治時代叫“火燒島”,是一處專門囚禁流氓與小偷的地方。1950年,台灣主政當局將它闢為關押政治思想犯的地方,並改名為“綠島”,以淡化它過去昭彰的惡名。

  台灣保安司令部的新生訓導處,在這裏駐守經營,成立了新生總隊,下設三個大隊,後來擴為五個大隊,但究竟關押過多少犯人,我們這些受難者並不知道,當局應有紀錄。

  第一批抵達綠島的“政治思想犯”拓荒者,便是我們這一批由澎湖三十九師製造出來的兩大冤案的受難者,即山東流亡學生與我們這個“南下工作團”的一批人。1951年的春天,他們結束了在台北大直的臨時軍營,集體移駐火燒島。我因在基隆的陸軍醫院就醫,並未同往。是後來再被單獨送到島上的。

  其實綠島這個名稱改得也不錯,由遠處高矚鳥瞰這個小島,還真碧綠蒼翠,頗有桃花源的意境。可惜被時代塗上了恐怖的白色,使人人聞此島而色變。用骯髒的政治顏色,污染了這個美麗的小島。
  島上“新生”們的生活,是上午要上課受訓,並舉行小組討論等,下午則要到島上或碼頭邊,去作體力的勞動。島上的生活,要比監獄中好了許多,活動的範圍,也更為廣闊,但政治的恐怖氣氛,也更為凝重。

  在島上被管訓的人犯,判定感訓的時間滿了,也無法離去。因按規定要鋪保或人保。在那個時代,人人自危,誰敢為“政治思想犯”作保?所以信寫出去多半如石沉大海,刑期便會自動延長。有些人根本找不到保證,只能待上一輩子了。許多人被關押後都妻離子散,造成人間悲劇無數。有些人則經過長期關押後,精神分裂,悒鬱以終。

  在第一中隊,有一個人物十分奇特,他一個人卻能製造出一個龐大的“匪諜”組織。他咬出的“匪諜”人數有五十餘人。其中有許多人根本與他不相識,但都是他“匪諜”組織中的成員。他的親友自然無人能倖免。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許多他不認識,甚至根本還不知姓名的人,也能編進他龐大的“匪諜”組織中。
  此人記憶力特佳,有一次,他住旅館,在登記簿上,看到的幾個名字,便成為池魚之殃。更奇特的是他在乘公共汽車時,看到一位小姐,身佩某公司的證章,他便記下了證章上的號碼,也能請君入甕。諸如此類的株連,不勝枚舉,但都能一一逮捕入獄,成為他“匪諜”組織中的嫌犯,最後也都要送到新生總隊去接受感訓。所以當這些被無辜牽連的人,在見到此人時,都怒氣填膺,要揍他解憤。有人問他何以將組織編得如此龐大,他竟答以:“我的組織編得愈大,便愈能體現這組織是假的”。世上的人真是無奇不有,這便是白色恐怖時代中的“怪現狀”。

  我在台北大直國民學校時期,被送進新生總隊受訓,數月後病發送醫,再輾轉由台北三峽移到基隆獅球嶺的陸軍醫院。我住進醫院時,是因“視神經炎與末梢神經炎”,但在長時間“治療”後,不單這兩種病未能好轉,反而又傳染了肺結核,真是雪上加霜。而據駐院管理的幹事講,我應可在醫院中辦理交保,不必再回到新生總隊。但後來卻突然要我返隊,並乘船押送到綠島,讓我在餘下的刑期中,接受象徵白色恐怖的火燒島的洗禮。在那個小島上與台灣的親友通一封信,往返要一兩個月之久,故我的刑期屆滿後,又待了半年多,才辦好保證,離開綠島的監獄。

  當我搭乘小輪駛離綠島時,心中感觸萬端,在歷經劫難之後,再重返這個陌生的社會。當渡海小輪啟航時,由綠島的碼頭,俯視碧藍的海水,抬頭望見一隻海鳥掠過藍天,逐漸消失在遠去的綠島上空。不禁淚灑胸臆,俯首感謝上蒼的恩典。

綠島受難曲的餘韻─ 遲來的正義

  我是在1952年三月一日恢復“自由”,一腳踏進了一個人人都用異樣的眼光歧視我的陌生社會。恢復“自由”後的第一件事,是要向居處管區的派出所報到,並登記列管。此後長達數年,都要每週向派出所報到,每月到警局去做生活筆錄。在此種情形下,謀生十分困難,當聘用你的公司或機構,得知你的綠島政治犯背景後,多半都會將你解雇。你要被迫不情願地,無奈地,一次次,一遍遍地,向不瞭解你這種背景的人們,去訴說你的遭遇,及出示你結訓的證件。這又成為無數次的,另一種嚴重的傷害與可怕的夢魘。所以在形式上雖已離開了監牢,但卻仍在無形的監牢中被監控。

  若干年後,我要辦理出國手續,都會在警總的“會辦”干預中拖延,而不了了之。揮別綠島後數十年,白色恐怖的陰影仍在。記得大約是1970年代的後期了吧,有一次台北士林的“凱歌堂”邀我去證道,但後來該堂的牧師,卻抱歉地告訴我,經過安全人員的調查,仍找到了我綠島的案底。安全單位認為我不適於到總統與高官聚會的禮拜堂去講道。

  一個人一旦被貼上了“政治思想犯”的標籤,他雖然獲得釋放,卻仍然生活在情治人員的監控之下,其“隱私”隨時會再被揭露出來。而周圍的人都會再投以異樣歧視的眼光,讓你永遠沒有尊嚴。

  我於1950年一月,被逮捕,成為“政治思想犯”,延至2004年一月,當局才正式為我“回復名譽”。這期間長達漫長的五十五年。我在遭受白色恐怖的劫難時,還是一個青澀的少年;如今已經髮蒼蒼,視茫茫,邁入老境了。但我仍存着對上天的感恩之心。而當年的許多蒙難者,都還冤沉海底。昔日那些關在青島東路看守所中,同唱悲歌“遼河的水呵!松花江的浪呵!”的那些難友們,而今安在?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監控的自由,更不是自由。”但遲來的恩典卻是恩典。我生而何幸,歷經了不同顏色的時代:紅色的,白色的,藍色的,與綠色的…當我低頭感恩祈禱,再仰首舉目望天,我看到的是金色永恆的上帝的榮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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