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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樂

玉米

畢飛宇著

 


畢飛宇著玉米

  玉米這部小說,有時候感覺有些“悲劇”的色彩,故事中三個女孩子對理想的渴求,可以被認為是生命的自然流露,有些自然主義的表達,但是卻被無情的近乎殘酷的現實一點點的撕毀,最終成了一場“噩夢”,他們的愛情和對生活的追求,在破滅中給她們帶來的傷痛,在“無法言語”的苦痛之中蔓延,長久的影響着她們的身心和生活,這一切的緣由,究其始因是她們的那位父親的“造孽”,在這個“基層幹部”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他那般“胡作非為”,而所結的果子就是自己女兒遭受的折磨,從身體的和心靈的苦痛,成為她們長久的身心折磨,在她們的青春好年華歲月中,那些夢想變成一個個的悲傷和修復悲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她們的人之尊嚴被撕破被拋棄了,它們的理想也歸於無有,說是“悲劇”其原因就在於此。

  而造成女兒如此苦痛的“父親”,卻有一番承襲過來的“革命理論”,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之下,“革命的理論”成了人性之中“罪”的本性的護身符,是一幕古老卻又是刷新的劇本,那“滿腹男盜女娼”被“滿嘴仁義道德”包裝的醜惡戲劇之中,那一幕幕的場景,使我們不由得思想到耶穌的話語:

“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馬太福音9:16-17)

現實也是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而採取任何美妙的“新布”,均無法改變人心的痼疾,美妙的新布就如同“錦繡”也無法把一件陳舊襤褸的衣服修補成功。因為人的舊問題沒有根本的解決,任何裝飾都將是“徒勞無功”的,這也是那時代“空頭理論”所結出的惡果子,一旦失去了根基的理論,任何美妙的大話空話必將成為“虛空”的包裝物,徒具華麗的外表,而沒有真實的內容。於國家社會,於人們和人心將其說成“毒藥”也不為過,雖然那時代有“鬥私批修”和“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一整套革命的理論體系,是那麼具有深刻人性改革的意味。

  2010年,這部小說獲得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在授予畢飛宇這獎項的時候,是這樣評論這部小說:

“對文革時期中國家庭和鄉村生活,進行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探索,作家在一個扣人心弦的家庭衝突和愛情故事中,‘天衣無縫’地游走於史詩般的宏大敘述和深入細膩的描寫之間,既氣勢磅礴,又精妙細微,不僅勾勒出個體的生活,同時還呈現了那社會的全貌。這不由得讓我們想到社會全貌所給我們的記憶之中的‘刻骨銘心’的往事,這部小說所描寫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給我們反思的機緣,藉此可以使我們回顧以往,去觸摸那個塵灰的歷史陳跡,那個口口聲聲的‘大公無私’的口號中間,卻充滿了人性之中的‘罪惡’,並且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充當着重要的催化劑,有人說那個時代我們的‘國家’處於‘崩潰’的地步,這話說得不為過,那不但是‘經濟’上的‘崩潰’,也是社會文化以及人性方面的‘崩潰’。”

“哀莫大於心死”,是指人的希望死了,在小說的主人公“玉米”身上,我們首先看到了希望破滅般的死去,家庭之中那位“權威者王連方”的失勢,是家庭的危機全面爆發,也多少的透露出“文化革命”的末路,而那個“走為上計”的王連方,完全沒有責任一般的採取逃避,留下的是女孩子的承當,究其原因不能不說是不健康的社會環境造成的結果,王連方當權之時,他的“欲望”膨脹到了“為所欲為”的地步,而他的德行倫理,也便死於這樣的“胡作非為”當中,那個家庭的悲慘結局,已經悄悄地埋下隱患,堂皇的革命理論包裹起舊衣服的骯髒,卻被他“淋漓盡致”的表演,撕得粉碎。無論是在村子裏的,是在縣級的幹部那裏,還是在學校之中,處處可見這般的模式演繹着,似乎是那時代的一種模式了,一旦被“罪惡的觀念”所捆綁,社會和人性就容易被扭曲,價值觀念欲望化起來,慾念之中的“惡之花”,已成為“自以為是”的輝煌記載,讓人們對那時代和社會的回顧,認識得更加深刻,令我們的省察更加深,想到此處不由得想到上帝的赦免寬恕,饒恕我們的罪,赦免那個時代之中的我們每一個人。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13節說: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這讓我們看到“信望愛”正是人類社會賴以長存的基石,也是健康社會的基石,而一旦失去這社會的基石,就是混亂和扭曲的了,而那些堅固的基石先失落於一個人,從而擴展至家庭,以致社會的層面,那是社會混亂的症狀,也便是結局性的和必然的了。作者似乎就是想去“揭示”出這樣的社會疾患所在,但是卻止步於此,在這小說的結束部分,畢飛宇抒發了自己的一些創作感想,他借用美國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的話來對自己的小說人物和事件加以詮釋,認為自己是“創造性地描寫解決問題”。或者通俗的說是:他是在指出問題的所在之處,以便留給他人加以評論,正視,從而加以解決,他似乎是一位檢查病症的醫生,而不是醫治者,或者他僅僅是給人健康提示的大夫,而不負責其他事務了,但是作者自己的另一番話語。則隱約可見他內心之處對患者的擔憂,並且他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他說:因為還是缺少慈祥的根本緣由,此處的“慈祥”之缺失,豈不就是“愛”的性格化空缺嗎?恐怕這也是作者內心深刻的反省,是他對人的反思,也是對社會的反思,那時代我們的社會正是缺少這樣的慈善之心,人與人之間如此,不同人群也是如此,那確實是社會根本的問題緣由。

  作為讀者,我們常常有一種渴求知曉“主人公”命運的願望,但是作者卻沒有給我們故事的結局,他只是陳述着這樣的故事,或者這正是他引用亨利.米勒的“創造性描述問題”的設計,以這般構造而成的小說,會留給讀者思想空間,小說之為小說或者正是如斯,但是我們仍然有尋找結果的性情存在。在苦於無門的時候,作者卻又似乎暗示一條出路,說是臧天朔的一次引見,使作者遇見了三位女孩子,並且知曉了她們的故事。是此次的見面,成就了畢飛宇的創作靈感,我們也會“想當然”的認為,那三位女孩子可能就是小說的原型了,這“依稀可見”的原型人物的最終結局是甚麼呢,我們無從知道,但是我們似乎感覺到,她們已經有了新的生活環境和新的生活地位,她們確實需要從更高的觀念層面得着帶領和生活的引導,那樣她們就會有新生命的變化而重獲新生。此時惟願上帝能看顧和安慰她們,在她們的心靈世界給予她們啟迪,渴求上帝的愛藉着不同的環境,使她們接近上帝的世界,以致進到上帝的恩典之中,阿們。(田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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