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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捩點:基督教會歷史里程碑

文中旴

 

  著名的蘇格蘭史學家克萊勒(Thomas Carlyle, 1795-1881)說:“現代文明的三大因素是火藥,印刷,宗教改革信仰。”又說:“歷史不過是一些偉人的傳記。”
  克萊勒的話,是承認有某些事件的發生,有某些人生在世界上,因而改變了世界。其中宗教事件,關係着歷史。
  馬克吐溫(Samuel Langhorne Clemens, 1835-1910)當有人問起他生命中“轉捩點”的時候,他回答說:可能是凱撒駐馬沉思的一刻,決定揮軍西向;也可能是蒙古的征伐。他的話表明不贊同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把一切看作都是偶然的;沒有誰在計畫,沒有誰在管理。
  作為一個基督徒歷史學者,不能像自然論的生物學家,把一切事件,都簡化到刺激與反應。

  教會輕忽歷史,是一個可憂的現象。自然的結果,是信徒沒有根。
  歷史的根,就是信仰的根。現代異端的問題,就是有些人好像是天上降下來的,其實不是;他們起來,宣稱自己有直接的啟示,反對傳統,以為自己了不起,這就是說,沒有誰可以管得了他。這態度,就像是當年的“紅衛兵”一樣,要盡力的“破四舊”,努力的奪權,造成何等的混亂!
  猶大書勸勉信的人,“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的爭辯。”(猶大書:3)簡單說,衛道者所保衛的,是正統信仰,也就是傳統的信仰,也就是歷史性的信仰。這樣,有誰能說傳統都是不好的呢?
  有人說:要征服一個國家,要先破壞它的歷史。這話不是沒有道理的。現在的學者,有許多是正在作破壞的工作:他們要把古人弄得像他們自己那樣低鄙,通常是給歷史人物造出色情問題,不相信人可能有品格,更不用說相信神在掌管了。這是不正常的人,在作不正常的工作。
  所以我們要研究歷史,知道歷史事件是如何發生的,帶來何等後果,不要再蹈前車的覆轍。

  然而歷史浩如煙海,研究從何作起?是否只有專業的歷史家,才可以從歷史得到益處?當然不是的。
  於是有治歷史的人,提綱絜領,分析有些事件是關鍵性的,稱之為“轉捩點”。不過,我們知道,斷章取義是不好的事;治史如此,更是不好的習慣;我們不可把某些事件,當作是突出的,個別的事件,忘記了其發展進程。這是在作學問上不應該有的。
  轉捩點,當然不是在千百年前的預言,而是從現今的立點,回顧歷史,看出哪些事件,有決定性的意義,影響了歷史的進程。
  Mark A. Noll寫了轉捩點:基督教歷史里程碑這本書。不論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論點,寫這樣一本書不是容易的事:這不是一本純學術性的作品,不要吹求其所用原始資料有限的缺點,作者所引用參考的次手論著,已經是相當的浩繁了。同樣的,讀者也不要期望這是一本易讀的甚麼暢銷書。在性質上,這不是叫人輕鬆消遣,因為所討論的是嚴肅的事。

  從聖經中歷史的敘述,我們看見神揀選人,來成就祂的旨意;不論人是自知自願的,或非自知自願的。
  本書作者從教會歷史中,找出十二個關鍵性的事件,稱之為“轉捩點”。這些就像聖經中神預備亞伯拉罕,大衛,和神子基督耶穌,成就祂永世救恩的計畫。神稱外邦的尼布甲尼撒王,和古列王,為祂的“僕人”,成就祂的旨意,在歷史上發生了轉變的作用。

  主耶穌釘十字架,復活升天,五旬節聖靈降下,教會正式誕生,並迅速發長。神奇妙的工作,是從對教會最不利的環境,轉變為有利;神在黑暗的時代,作成無人之工。教會先是受猶太教和外邦的交相迫害;到耶路撒冷陷落,聖殿被毀,新的聖殿-教會,才完成獨立的國度。這是第一個轉捩點。

耶路撒冷的摧毀正是基督教向前邁進的轉機,她從一個充塞猶太傳統的宗教,轉為普世性。先從地中海一帶開始,再向外伸展。(頁23)

  神要轉變一個時代,是由轉變個人開始。使徒保羅的悔改皈主,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奧古斯丁的轉變,是另一個例子。
  羅馬皇帝康士坦丁的轉變,使基督教從受迫害的小群,成為國教。以後的幾個世紀,是教會會議制訂信條,建立組織;並由安定而趨向安逸。因之有修道主義的興起。
  當教會為教條的分毫析末爭議,和敬虔成為寂靜避世;隨着羅馬國都的東遷,希臘和拉丁教會也分為東西。教會不合衷共濟,似乎誓要兩敗俱傷。沙漠中的回教狂飆,侵入基督教國度領域。歷次十字軍運動,並未阻止康士坦丁堡的陷落。這些都是明顯的轉捩點。
  有些轉捩點,是隱晦的,卻像麵酵在內裏運作。
  有時一個行動,會產生直接和長遠的不同效果。如:前期對內宣教的時代,實在是蓄備,加強根基;似乎是忽略宣教,長久之後,卻發生了遠方宣教運動。如果不從長遠來看,難以發現二者有甚麼關係。教會的改革,屬靈的退省和潔淨,正是奮發前進的開始。
  十六世紀的羅馬教會,陷入新低潮,像是黑暗掩蓋大地。但在十五世紀,有個小生意人谷騰堡,發明了一套活字印刷機器,並沒有賺到錢,反弄到破產。似乎是個破滅的小泡沫,無足輕重的小小事件。不過,這事件同宗教改革有關連:印刷機發明了半個世紀之後,漸漸在歐洲普遍起來;從前著作傳播的唯一方法,是用手窮年累月的抄寫,如果要普遍傳播,只有多人傳抄。但到了宗教改革的時候,馬丁路德把他的論著,複製成了千萬的書冊,傳到了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使這眇小教士的改革思想,傳播出去,幾乎傾覆了羅馬天主教。宗教改革的結果,不僅重畫了歐洲的地圖,而信徒人人皆祭司的觀念,也促成了平等民主的思想。
  但文藝復興的思潮,發展了人文主義,以人為萬事尺度,以理性代替啟示。法國大革命,以為人沒有罪,只有愚昧;而教會是愚昧迷信的來源。但反教會的結果,是流血和無秩序的暴民政治,終轉為拿破崙的帝制,以失敗和羞辱結束。在另一方面,加爾文的改革宗信仰,促成了清教徒革命,和大西洋對岸美國的現代民主。在宗教方面,則成為遠方宣道的動力,把福音帶到地極。

  我們看最近發生的事,往往難以看出甚麼意義,要等它沉澱成為歷史,才容易定論。不過,如果看太久的往事,又似乎不熟悉。
  從近百多年來的事件中,倒不難看出歷史的轉變。其中之一,是無神論的一度猖獗。在從前,“無神論”者是很不名譽的,代表思路不清,或品德有問題。在上個世紀,竟然會對教會信仰造成相當的衝擊,真是難以理解的事,因其本來就不合理,難以成甚麼“論”。
  本書作者引用的話,說明傳統宗教的沒落,是二十世紀暴行興盛的理由:“那古老超自然的上帝已經悠然隱沒了,而取而代之的,而是俗世的教條和新的啟示,其詮釋者往往…那麼牽強驕傲和狂熱。”(頁284)這似是盧益思(C.S. Lewis)所說:無神論的問題,不是在甚麼都不信,而是因其甚麼都信。一個“甚麼都信”的制度,國家,或時代,是可悲的。
  在蘇聯來說,統治了七十年的政權,或說一個當道的荒謬理論,使許多人喪失生命,使更多的人受其桎梏,卻會在一夕之間頹倒,豈不是奇妙的事?
  這樣天翻地覆的轉變,實在是由於思想和社會的轉型。從前人相信:“屬靈實際比現實世界更真實”,已經不再流行,工業科技的進步,造成貧富懸殊,使用財富解決社會問題,被“國家”的名義代替,“自成一個系統,而不受教會的看管或指導。”換句話說,就是“經濟挂帥”,沒有信仰和道德的經濟挂帥(頁286-287)。用前人的說法,是“進步的巨輪,壓軋着人群”。這算不得甚麼好事。
  也許,我們不能把現代的問題,都歸咎於以“現象”代替“實相”,或康德哲學。其實,康德相信舉頭看天上的星空,和自省內裏的良心,是有神的基本證明。至少是普通啟示。不過,樂觀的人為道德,與無根據的進化想法,都是與聖經信仰相反的。(參頁288)基督徒的道德,在於知道自己生在罪惡中,沒有盼望,只能仰望神的救贖更新,才可活出新的生命。

  乍看來,歷史頗似是衝擊與反應,似乎無異於生物單純的刺激和反應。不過,歷史不僅遠為複雜,彷彿交織的網,而且常有突出的因素,顯明是神的手在安排掌管歷史。
  這樣說來,就沒有教會歷史與世界歷史的區分,歷史的進程,是要成就神命定的對人類的旨意。因為神不僅掌管教會,是教會的主,也是世界的主。復活的主耶穌對門徒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教會在世界而不屬世界,使命是神的見證人,作基督將來的新婦。
  本書副題為“教會歷史里程碑”,是合宜的。這些轉捩點,正是標識着不同的里程,有一個目的,就是奔向天路的歷程。但本書不像Francis Shaeffer的How Should We Then Live,只着重於敘述分析,沒有提供清楚的基督徒歷史觀和宇宙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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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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