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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間,三個“天問”

楚國詩人屈原,東瀛小說家遠藤周作,及民國詩人余光中的“大哉問”

殷穎

 

屈原以長詩發出第一個“天問”


屈原

  距今兩千三百年前,楚國大詩人屈原(約前340-約前278),在他“離騷”之外的另一篇長詩,是“天問”。該詩中提出一百七十多個疑問,其內涵廣涉天地萬物,人神對話,政治哲學與倫理道德等。由“天問”詩篇涵義,顯示詩人學養之博,之精,及其強烈求知,求索真理的宏願。專門研究楚辭的東漢文學家王逸,在其“楚辭章句”中表示:“天問”應為屈原被放逐後的作品。王逸認為“天問”即:問天;因天尊貴不可對它發問,而曰“天問”。
  “天問”之廣泛含義,既涵蓋自然界,也廣涉人文社會。屈原“天問”開宗明義第一句,便問: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遠古開始之時,誰將此態流傳導引?”)接着: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斡維焉系,天極焉加?
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出自湯谷,次於蒙氾。
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楚辭

這位大詩人,對自然天體之出現與運作充滿好奇。可惜,他早生了兩千年!“聖經乃天下之大經也”(張之江.將軍語),此聖經當時尚未傳入中土,譯為中文;否則,屈原的“天問”(應非僅自然天,亦為宗教天),在舊約聖經中皆有明確答案。尤其創世記,約伯記與詩篇等幾卷書中,都能為詩人屈原解惑,作出滿意答覆。
  創世記1:1-25中,基本已為屈原解答了“天問”的大多數問題。此外,在約伯記中也有一連串真正的“天問”,即創造主向約伯提示之一連串創造之神奇(詳載約伯記第三十八章至四十一章),另散見於詩篇許多章節中,也記載於歷史書與先知書中,都對屈原的“天問”有詳盡回答。兩千多年前,楚國大詩人便提出如此多“問天”的“大哉問”,足證:屈原學識之淵博,求知欲之強烈,無人能及,令人嘆服。

遠藤周作以小說形式提出第二個“天問”

  時間推遲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遠藤周作的小說沉默,在東京出版。這本巨著中,蘊藏着另一“天問”,亦為人類歷史中所發出的第二個“天問”。

“當基督信徒為信仰遭受迫害並殉教時,他向上帝祈禱,何以神卻沉默無語?”


遠藤周作
新潮社

  遠藤周作(1923-1996)是十分虔誠的基督信徒,他在小說中,反覆提出了這個極其嚴肅的“天問”。其背景為十七世紀的日本。天主教由西方傳入時,是日本江戶時代初期(1620),當時的德川政府,實行鎖國政策,殘酷迫害基督教,曾引發“島原叛變”於九州長崎島原地區。信奉天主教的農民遭迫害,征伐約半年之久,島原三萬農民全數戰死。此後德川政府便嚴禁民眾信奉天主教,如在長崎衙門管轄區內發現天主教徒,從主教到教徒都必須踐踏聖像,以示棄教。不肯拋棄信仰者,則處以極刑,手段極端殘酷。期間曾有幾位神父由西班牙(羅洛里哥─日本人稱其為棄教的保羅)與羅馬(費拉雷─日本人稱其為棄教的彼得),潛入日本境內向日人傳教,均先後被當地政府逮捕,並施以極其殘酷的“吊刑”(受刑者被五花大綁後,倒吊在一個與身體等寬的洞穴中,洞內堆放着糞便,惡臭衝鼻。逆流的血液,由穿了小洞的口,耳,鼻中淌出,以延長受刑者性命,加深其痛苦)。此刑無人能夠忍受,其中被迫棄教的二位神父,均受過此酷刑,也都宣布踐踏聖像棄教。此刑僅為多種酷刑之一,另外還有水刑,將被迫棄教者長期禁錮水牢,或放在沸燙的溫泉中烹煮等刑。許多信徒均受刑而死,但也有許多被迫踐踏聖像而棄教。
  遠藤周作在其小說中,提出“天問”,重點為:當信徒遭受酷刑並向神呼救時,何以神未予回答,亦未施救?作者將此難解的“天問”,留給讀者自行作答。沉默小說中,只提問,無答案。讀者,必須透過深奧的神學思維,以及對聖經的深刻了解,才有可能揣摩答案。在沉寂了六十三年,大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經三年沉思之後,將沉默這部小說再度拍成近三小時的史詩大片,在全球放映。大導演也期待讀者與觀眾:於觀賞影片後,能深度思索沉默,再試行找出答案。
  兩千多年前,詩人屈原在“天問”中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不論當時或現代人都無法回答。那些問題,皆已超越人類的知識能力範圍,雖“上窮碧落下黃泉”,即使在同時空中的人,也同感“兩處茫茫皆不見”,故只能問天。
  屈原的第一個“天問”,包含許多宗教問題,以長詩為訴求;它顯示:文學與宗教,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性。遠藤周作的第二個“天問”,以小說形式提出,直接將文學與宗教密切連結。可惜,1986年在台北輔仁大學舉辦之“第一屆國際文學與宗教會議”中,遠藤周作僅發表了他“以無意識為中心”的論文,並未深入探討沉默,亦根本未對沉默主題,做出任何交代。非常遺憾。因此,大多數沉默的讀者,仍陷在不解之謎中。

余光中以兩首新詩,發出第三個“天問”


余光中

  時序由屈原時代後移二千二百年,即由今上溯三十二年前,民國詩人余光中(1928-2017),又在其詩作中,發出了第三個“天問”。他的第一首“天問”,發表於1986年11月7日(原載中央日報副刊)。

“水上的霞光啊/一條接一條,何以/都沒入了暮色了呢?/地上的燈光啊/一盞接一盞,何以/都沒入了夜色了呢?/天上的星光啊/一顆接一顆,何以/都沒入了曙色了呢?/我們的生命啊/一天接一天,何以/都歸於永恆了呢?/而當我走時啊/把我接走的,究竟/是怎樣的天色呢?/是暮色嗎昏昏?/是夜色嗎沉沉?/是曙色嗎耿耿?”

  三十一年後,余光中又發表了他的第二首“天問”:

“想當年母親生我(父親也有份)/那是流血的悲劇/母親的門戶大開大闔/父親手忙腳亂 哭聲驚動了鄰里/但雙親報我以笑聲/留下可笑的肚臍眼/見證這一幕悲喜劇/這一具衰頹的肉身/曾經歷兩次戰爭/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我都有份)可以見證/東洋武士刀所誇的事情

父親和母親早已亡故/清明的墳頭,除夕的供案/不知他們的靈魂/去了何處?現在輪到我/來發問,來操心/有何處可去:吾妻去處/我也能去麼,她會在何處/等我呢,我能/在她的去處等她麼?/這問題,所有的神學家/宗教家,聖人和巫者/都被問過,星空之下/思想家也都問過自己

但此刻,是學者、科學家在問/此刻,余光中的靈魂/該安頓在何處:南北極/東西經,南北緯,何處可安頓/預言家可信麼,屈原、陶潛、李白/可信麼?人壽苦短,光年太長/有光年這件事麼?科學家在問/這件事,遲早有人來催租/不容你偏安於迷信或傳聞/以靈魂「一縷」之纖弱/擋得住身後,「五行」之不測麼?”

(余光中女兒余幼珊註:此詩寫於2017年春天)

  余光中寫這兩首“天問”,是向天提出:攸關人生命歸趨的一個大哉問?他的“天問”,雖屬個人;但這“大哉問”,卻不限於個人。這兩首“天問”,應屬於當今舉世七十餘億生靈,每個人生命的終極歸趨。它們,是關聯全人類生死永恆的頭等大事。

“而當我走時啊/把我接走的,究竟/是怎樣的天色呢?/是暮色嗎昏昏?/是夜色嗎沉沉?/是曙色嗎耿耿?”

此為詩人在他第一首“天問”中發出的提問。但在他第二首“天問”詩中,詩人已將他由出生到接近死亡的現實生命問題,直截了當地提出,並歷述他生命中的驚悚大事:“南京大屠殺,重慶大爆炸”。他迫切地問天,問神學家,科學家乃至文學家,更直接提到了“余光中的靈魂”,“遲早有人來催租”之火燒眉毛般的急迫性,還表示“不容你偏安於迷信或傳聞”,以靈魂“一縷之纖弱,擔得住身後‘五行’之不測嗎?”詩人的問題:句句緊逼,已不似第一首“天問”,尚能悠緩地等待“天色”來回答。
  記得當年我曾託人由台北寄贈一本聖經給余先生,何時付郵則記不得了。當我閱讀他的一篇“開卷如開芝麻門”時,讀到余先生對聖經的分享:

“…知識爆炸不一定就是知識增高。我相信,今人的知識一定勝過古人,但智慧則未必。…據說天路歷程的作者班揚,生平只熟讀一本書:聖經。密爾頓是基督教的大詩人,當然也熟讀聖經,更博覽群書。其結果,班揚的成就也不比密爾頓遜色多少。真能善讀一本智慧之書的讀者,離真理總不會太遠,無論知識怎麼爆炸,也會得魚忘筌吧。”

  詩人在此文中,殷殷鼓勵人:應讀智慧之書聖經,以明白真理。他自己應早已讀過,並已得到真理的答案了。

三個“天問”的“天啟”答案

  兩千年間,三位大師,在他們的創作中,提出了“天問”。這三個“大哉問”,由屈原縱向長達兩千年,到詩人余光中的環繞世界一縷纖弱靈魂之空間相交會,此一豎(時間)一橫(空間),正是救世主基督所釘的十字架。而詩人與小說家的“天問”,其“天啟”答案,便在這“十字架”之中了。
  其實,人類的救世主耶穌基督,祂在十字架上所發出的“天問”,才是最重要的。祂的“天問”:“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聖經新約馬可福音15:34)。這是基督以“道成肉身”之人的立場,向神所提出之真正“天問”。冥冥中的神,仍以“沉默”作答!正如遠藤周作提問:“人為何要受苦?”,神以“沉默”回答,為同一模式。
  其實,神根本不需回答這個問題。因“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已在十字架上,以其生命為人類付出救贖的代價。這,就是最清晰明確的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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