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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恩友話鮑叔

—民國史失落的一頁

史述

 


鮑羅廷

  “鮑羅廷”可能是孫中山先生賜的譯名,相信其中文必然很有講究。“鮑”,取自重義輕財的鮑叔牙;“羅”,是俄羅斯;“廷”,是朝廷,政治,不過,孫先生有意或無心,會寫成家庭的“庭”,意思自然是一家人。在其人一生對華關係上,也確當之無愧。
  孫中山(1866-1925)比鮑羅廷大了一代,所以稱之為“拉法葉”,隱然自比華盛頓(George Washingtion),以中國國父自居;拉法葉(Lafayette)則是為華盛頓參謀,對美國獨立革命有莫大貢獻的法國人。可謂取喻洽當。


孫中山先生

  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1)是猶太裔俄人,原名為Mikhail Gruzenberg,在美國芝加哥的時期,用Grosenberg,在墨西哥用Brantwein。他與列寧相識,精通英語。
  中山先生對異邦同志真誠相託,是政客少有的天真,並不表示對方的想法也是如此。但那時他沒有自己的武力,綜觀不服從政治領導的中國北方軍閥和南方軍閥,又有幾個是可以相信的?

  1918年,孫的岳父宋嘉澍(耀如,即查理宋,Charlie Soong, 1863-1918)逝世,對美援的希望,也更加黯淡。在那時期,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於1917年革命成功,推翻了沙皇統治,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共產政權。恨滿清積弱,又厭軍閥爭鬥的中國青年,對蘇俄非常嚮往。1920年,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張國燾(1897-1979)等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並於1921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


宋嘉澍

列寧

 

  孫在那時,得道而不多助,似已經走到了窮途。呆在上海,實在是意在孔子的“沽之哉”,可惜,知音者少。英美方面,道義援助也好,政治投資也好,都成了“溪水流乾的河道”。遙望北方,蘇俄崛起,成立“第三國際”,他的心存有希冀。他清楚知道,那強鄰不是好相與的;不過,哪有其他的途徑呢?


馬林 Maring

  1921年,有個荷蘭人馬林(Maring, 1883-1942)找上門來。其人通曉華語,是蘇俄外交部代表,他認為蘇俄雖然與正統的北方政府有外交關係,卻也不妨與南方的孫中山交往。以後,馬林在華三年,繼續推動國共合作,並曾參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2年,孫在演講中放話:“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幾乎是如響斯應,列寧派遣來的代表越飛(Adolf Joffe, 1883-1927),踏上了“門前冷落車馬稀”的孫府。


越飛 Adolf Joffe

  1923年一月,孫與越飛發表聯合宣言。宣言內容:蘇俄模式的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蘇俄取消其在華特權,蘇俄對外蒙沒有野心,並促成國共合作。
  當時,雖有具雛型的中國共產黨,但為首的陳獨秀,只是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其他主要人物,也都是有理想,有壯志,而乏實力的文人,所以對列寧而言,認為孫是較明智的選擇。
  1923年二月,孫中山有蘇俄的諾言,昂然的再返廣東,又一次自任為大元帥。但這次不一樣了,因為他取得有力的後援。
  同年十月六日,蘇聯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率團抵達廣東,獲得孫中山的信任,不到一星期,委為特別顧問。孫對鮑幾乎言聽計從。
  用印有“大元帥令”的信箋,孫中山親用毛筆鄭重寫道:

聘任鮑羅庭為革命委員會顧問遇本會長缺席時得有表決權。此狀。
會長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在孫中山的周圍,有一批人,是:宋慶齡(1893-1981),廖仲愷(1877-1925),陳友仁(1878-1944),孫科(1891-1973),宋子文(1894-1971)等人,他們以Uncle Borodin為中心,時常以英文交談。明顯的,只是為了共同語言的方便,但在別有居心的人看來,是在“密謀”;就把他們視為“國際派”,被部分軍閥流氓形成的“本土派”,當作眼中釘。而廖仲愷,儼然有成為繼承人的可能,引起野心分子嫉妒,成為他致禍之因,後來終被暗殺,死得不明不白。這是國民黨自己人暗殺施於同志,可恥行動的首例。有人傳布是胡漢民(1879-1936)所為;其實,胡深明大體,是有高度的學養的正人君子,說他會幹那種卑鄙下流的惡事,知道的人難以相信;只有軍閥流氓,私爭叛黨者才會,當然主使者另有其人。


廖仲愷

胡漢民

 

  鮑叔之所以為鮑叔,因為他帶來蘇俄的大筆援助六百萬盧布,當時約為美金二百萬元,雖然是來自第三國際,但他敬佩孫中山,顯出是雪中送炭的朋友。
  鮑羅廷根據實際革命經驗,洞察國民黨的連番失敗,弱點在於太弱,組織既不堅強,又沒有自己的革命武力,只憑理論難以成事。為此,他建議必須改組中國國民黨,仿照蘇聯體制;並建立軍事學校,訓練幹部。
  孫採納鮑羅廷的建議,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有人耽心那將被蘇維埃化了,勸阻他;他說:果如此,他將選擇加入共產黨。可見孫當時態度的誠懇堅決。


年輕的校長蔣介石(1924)

  至於軍校,由誰負責呢?鮑與黨內資深同志,屬意青年俊彥鄧演達(1895-1931);孫則記得徐樹錚(1880-1925)慧眼識英雄,推薦過蔣介石(1887-1975)。大家都同意的,是蔣學歷不足,日本士官未畢業;論軍職,只任過下中級幹部,不孚眾望。為了補救這些缺點,鮑羅廷對蔣加以提拔,介紹蔣往蘇俄考察四個月,學習軍事建構及戰略運作。這在1923年成為事實。
  1924年,黃埔軍官學校開創了,由蘇俄歸國的蔣介石,擢升少將膺任校長,周恩來(1898-1976)為政治部主任。至此孫和黨才真有自己的軍隊。學校的訓練,以愛國及三民主義為基礎;軍隊規制及裝備,都是來自蘇聯。首幾期的學生,頗不乏來自各地的有志之士,但程度參差不齊,大部分未經充分訓練,即應急參加北伐行列。

  在此以先,孫只是拉攏雲南,廣西,廣東軍閥的地方軍隊,他們不受“外人”指揮,連有“大元帥”崇高銜頭的孫中山,也無可奈何。
  國民政府經費有了着落,才像個真正政府。鮑羅廷的代表團,人數增至五十八人,影響力極為顯然。加倫將軍為首席軍事顧問,護衛長。加倫是蘇聯革命戰爭英雄Vasily Blyukher(1889-1938)的化名,實際軍階是上校。其人深思遠慮,謀略過人,他說:能以訓練裝備精良的四師軍隊,橫掃中國,並非徒作壯語。
  1924年一月,列寧崩逝。對中國援助,在既定政策下,並沒有顯著改變,援助源源而來。當時,主持軍事的,是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1879-1940),與鮑羅廷同為猶太裔,可能多少有些關係;但蘇俄選擇施惠的對象,是對它友好,又有組織的實力者,可以為其敵擋所忌憚的日本。這個宗旨,一直維持。
  1924年十一月,廣東安定發展,看來孫中山又像是中國重要的政治領袖了。當時,北方之雄的執政段祺瑞(1865-1936),邀請孫至北京共商國是。同行者有宋慶齡夫人,汪精衛(1883-1944)及鮑羅廷等人。可見孫鮑關係的深厚。留胡漢民守家,代理大元帥。
  1925年二月,孫發現患有肝癌;醫藥罔效,於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京協和醫院,得年僅五十九歲。

  在病榻垂危的時候,得到使他欣慰的消息:蔣介石率領的軍隊,克復了孫首次起義的惠州,再下汕頭,把陳炯明(1878-1933)逐出廣東境外;可見俄國的援助,加上加倫將軍的策略,這麼快就已經有效的運作。在“總理遺囑”中“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語,有所特指了。據云:遺囑出自國民黨英才汪精衛手筆,那時他親俄。其實,作如此想的,不止他一人。是到後來宋慶齡有較長時間客居蘇聯,同陳友仁去俄國劇院,看到辱華的演出,才廢然憬悟,知道“平等待我”只是一廂情願的存在。
  1926年七月九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當時號稱有八萬五千人雄師,其中黃埔軍校約八千子弟,國共兩黨混合,有廣東,雲南,湖南的軍隊,聲勢之壯,是國民黨前所未有。至於說到軍費及裝備,自然是來自蘇聯,還有繼續經加倫將軍請得的援助。
  後來,我查問軍校畢業生,他們晚至十期,採用德國式操典,仍然是俄式武器裝備。一直到對日抗戰初期,仍然使用蘇製槍炮,機槍,以至坦克,飛機,以對抗日軍。
  北伐軍連戰連捷:克長沙,武漢後,鮑羅廷抵達,獲得三十萬群眾夾道歡迎,是眾所注目中心的英雄,仿佛是鮑羅廷的北伐。那是他最風光的時期。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鮑羅廷主導的戰略,是循京漢北上,直趨北京。倘若如此,中國局勢早定。蔣介石特地親至武漢,參與會議,堅持先取南京,上海。他認為那裏青紅幫的勢力較大,可以應援;實際上是短視着意割據,不幸,那正是洪楊太平天國失敗的路線。他似是有些畏懼北方,這意念一直纏繞他;到中日戰爭結束,國民參政會通過還都北京,還是遭受他固執的否決。
  民國人物的作風,是有兵權的決定政治。只不過在三年前,蔣要晉見胡漢民,得央人先容;現在,胡代主席形同無物。不論會議意見如何,蔣獨排眾議,率軍沿長江東進,於1927年春,攻佔了南京,上海,宣布定都南京,造成寧漢分立的局面。


馮玉祥(1926)

  至於國共的合作,好景不長,因為從開始就不是水乳交融,而是油水混合並存。先是孫中山屍骨未寒,“西山會議派”即宣言開除共產分子黨籍;繼而有人在廣州借端製造衝突。至此,蔣於四月間,發動清黨,排除一切跨黨親共者。鮑羅廷前曾以馮玉祥(1882-1948)為人平民化,屬意馮為領導人,也不會是蔣所樂見的。那時,蘇聯共黨的內爭,已經塵埃落定,托洛斯基出亡,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勝出,統御一切政府權力。六月間,發現史達林電報,指示中共建立自己的武力,導致國民政府同蘇聯絕交。而寧漢分立的局面,到了1928年,因形勢所趨,武漢政府以讓步而結束,蔣大權獨攬,當上了主席,繼續北伐。北方軍閥分歧散漫,難以抗爭,中國形式上統一了。
  鮑羅廷進退失據,於1927年八月遭逐,還是馮玉祥念舊,安排他經蒙古返國。返蘇聯後,鮑羅廷未受重用,僅因其英文長才,作些工作;但他的政略遠見,仍被遵循;他建立的人緣,也仍然維持。延至近十年後,1936年十二月,發生“西安事變”,張學良(1901-2001),楊虎城(1893-1949)軍劫持蔣介石,進行所謂“兵諫”,有人主張殺之以洩恨;但張國燾,周恩來等,力主電史達林請示,所獲復示是予以釋放。這也可能視為鮑羅廷原則的延伸。


張學良

楊虎城

 

  鮑羅廷對於孫中山的政治見解,似是相當認同,在逝世之後,鮑羅廷與宋慶齡聯袂赴俄,奔波籌建孫逸仙大學,不能不解釋為個人的景仰,超越政治上互相利用的範疇。
  總結來說,鮑羅廷對國共雙方有存國之功,對蔣直接有提拔之德,間接有救命之恩,是民國史上的關鍵人物。
  蓋棺定論,多數學者認為孫中山的成就,不在於其政治理論,不在於其縱橫闢闔,雄才大略,而在於其特有吸引人的性格,仁厚而氣度恢宏,對人寬容。雖然孫未親見其政治理想的成功,也不能算是傑出的聖徒,但在天性以外,其早期所受基督教信仰的型鑄,不會沒有原因。這位中國革命的先鋒,不用詭詐欺騙的手段,在中國複雜的近代史上,可算奇蹟。
  史家曲拯民先生,於數年致函中國大陸與台灣當局,提議建館立碑,以記念鮑羅廷,但都沒有反應。歷史的這一頁,似乎悄然失落。也許,對於人的恩德,中國人已經失去記憶的能力,也不復是固有的風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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