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提摩太
美國發明家富蘭克林(Benjamin Frnklin, 1706-1790)於獨立戰爭中駐節法國巴黎,爭取援助,顯明是出色的外交家,以機智和風趣知名,甚受歡迎。有一次,參加晚宴,大家決定,每人描述最可憐的情形。輪到富蘭克林的時候,他說:
“在下雨天,一個孤獨的人,不會讀書。”
在地獄裏的人,不會孤單,因為失喪的人多。但他們失喪的原因,可能是“不會讀書”:不會讀真理的書,聖經。他們的情形,當然是最可憐的。
在十九世紀,西方到中國的宣教士當中,就有人想解決這問題。
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南威爾斯人。約在1858年,威爾斯有大復興,少年的提摩太,決志信主。到長成後,繼入神學院修讀。
1868年,魁麗思夫人(Mrs. Grathan Guiness)在那裏演講,提到印度和中國需要福音;他便立志到中國傳道。
1869年(同治八年),奉英國浸禮會差遣往中國。次年二月,抵達上海,轉往煙台。這二十四歲的青年,初到異國,風俗習慣不同,語言困難,非常寂寞。幸而在那裏已有蘇格蘭人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美國長老會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郭顯德(Hunter Cobett, 1835-1920),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這些比他年長,而且友善的資深宣教士,肯對新來的人予以幫助。
李提摩太頗有學習語言的天才,因他愛中國人,急想向他們傳達福音的信息,進步很快。到1872年,已經能夠應付一般會話。他往滿洲旅行佈道,又回到山東各地宣教;到英國浸禮會與蘇格蘭長老會,於1875年商定交換工場:煙台的工作交給韋廉臣;李則移到魯西的青州(益都)。
李提摩太知道,要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必須先了解中國人的靈魂;他們不止是黃皮膚,黑頭髮,而還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思想。因此,他一面傳道,一面研究中國傳統和文學。
在倫敦,有一個艾溫(Edward Irving, 1792-1834),是頗有口才的蘇格蘭青年傳道人。他因為好傳講預言,和靈恩的信仰,被定為異端。他對經文的解釋,頗受議論。如:相信耶穌差遣門徒出去傳道的原則:“你們無論進哪一城,哪一村,要打聽那裏誰是好人…”(馬太福音10:11)。所指“好人”(worthy)於原文也是高尚,優秀的意思。李提摩太接受他的說法,相信應該同樣適用於中國的社會,宗教領袖。他像天主教的前輩宣教士一樣,每到一地,先圖結交官紳,注重知識分子。
只是那個時代,中國對洋人缺乏友善,更談不到尊敬;那時,還有一個弱點,就是他的年輕;他意欲交往結納的對象,照中國傳統,輕看年輕人,使他往而不利。不過,有些胸襟開放的人,願意聽他談論聖經教訓,並有人受浸皈主。李提摩太博愛助人,施捨醫藥,扶助病患,撫養孤兒,漸漸贏得地方的信任和愛戴;有開明的地方官員,也出告示保護宣教士,為他講好話。
機緣來到了。
1876年春天,山東大旱成災。魯中青州一帶,人心惶惶,焦急不安。官府和人民,向各廟宇祭禳祈雨。李騎馬到各鄉鎮去,印刷“勸世良言”,張貼街頭,勸人悔改,歸從真神。有的村中父老,跪在他的面前,求問如何皈信真神。李到省府濟南見巡撫丁寶楨,商量協同官方辦賑。他效法耶穌的方法,叫青州災民,一排一排坐下,逐一分錢給眾人。並大聲禱告求神降雨。他又寫信給上海和各通商口岸,報告災情,請洋人捐助賑濟饑荒。各方捐款陸續來到,放賑之外,還開辦了五處孤兒院,收容貧苦人家的孩子;並教授技藝,使他們可以謀生。
同年,英國浸禮會派仲均安(Alfred George Jones)來山東;因為李見山東工場廣大,請求支援。李到煙台迎接他,先安排他在煙台學話,安家。四個月後,仲也來到青州宣教。仲出身於工業家,識見宏遠,度量寬大,有組織和才能,並且甘於放棄豐富的家產,奉獻傳道,自己負責經濟支持。二人協和同心,為山東的宣教事業,奠立堅固的基礎。
李在山東傳教,前後七年,建立會堂二十餘處,受浸者七百餘人,慕道友超過一千人。
仲均安對青州的局面,已經能夠應付裕如了。
1878至1879年,山西發生更大的饑荒。久旱不雨,連續二年,餓死的人很多。李提摩太辦理賑災已經聲名卓著,上海的教士們籌得賑款,想委託李去山西放賑。因為救人靈魂固然要緊,但餓死後靈魂與身體分離了,一定不能救人的靈魂;而如果賑濟救人身體不死,或可引人靈魂得救。於是,衡量這個顯明的道理,李提摩太就不再猶疑,持有李鴻章備的公文,動身上道,往山西去見巡撫曾國荃。
山西的災情,真是慘不忍睹。一路常見倒斃路邊的人,有的屍體已被惡狗野狼吃去一半,活着的人多是面有菜色,瘦弱不堪。在城門口,有堆疊的屍體,無人掩埋。連年歉荒,加以冬天酷寒,據李在日記中載:受害者不僅山西,而是廣及八省,死人不下一千五百萬。
李就目擊實況,回英國報告。倫敦市長開會募捐,得款前後達六萬金鎊;加以其他宣教士捐得的款項,統交李提摩太處分。他組織幾位宣教士,在各地方開設粥場,每天施放二萬餘人;遠地則改發銅制錢,以維災民生活。各處捐款陸續匯來,直到災情舒緩,情況改善。
人民感激厚恩,要送他萬民傘;李提摩太辭謝了,建議他們省來作救濟其他災民的需要。平陽士紳立碑勒石,紀念教士們的功績。許多廟宇懸挂他的肖像。李鴻章要贈他官銜,他辭謝了。巡撫贈他功牌,他也毀去;以為可免受試探而興驕傲。
1879年,衛理宗的李修善(David Hill, 1840-1896)教士也到了太原府。二李相處,甚為相得。趁鄉試的時候,向晉省趕考的文生,發送“勸世文”等基督教書文。上海的總稅務司英人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1911)特備了一筆獎金,徵求發揮泰西文明的論文。平陽府秀才席勝魔的論文得了第一;在與有“聖徒”之譽的李修善相談下,他被基督得着了。後來成為華人名牧。
1882年,張之洞調任山西巡撫。他才能極高,只是反對洋人洋務,以為忠君愛國必須反洋;但他深想為國興利圖強。到任後,見到舊卷內存有李提摩太上給曾國荃巡撫的條陳,如何開礦,築路,興學等大政,態度完全改變;召集大吏討論後,派三人去見李,要延聘他作顧問,總理舉辦一切新政。李提摩太辭而不就;理由是:自己不是專才,而且不能違背傳福音的呼召。但因為李的聲譽高望,張遇事常派人請教。後張之洞調兩湖總督,舉辦新政,就是以從李所學所聞的為張本。他是李所影響覺醒的第一個中國高官。
李提摩太的神學思想,缺乏嚴謹的體系,因而開放,而獨出心裁。或許他以為這只是引導人歸向基督教的初步方法,但不能說是導之以方。他相信神的國在人心裏,發為道德,善行,可以建立天國在地上。他親製“地球通教表”,上端分三行,下端也分列三行,從右而左寫着:
教通球地
復來日七
經方西 經度印 經方東
萬 萬
善 法
同 一
歸 理
旨要六
新日 救普 法公 學廣 恕忠 本務
家一洲五
其下署名:“英國李提摩太敬製”。
這一套東西餐大拚盤的東西,幾乎是同中國土產的紅卍字會難兄難弟。(紅卍字會倡儒釋道耶回五教合一)混合宗教的危險是顯然的。李為何這樣作,很難為解釋。
李提摩太喜歡創新;他以為新奇可以使人喜新好奇,進而接受基督。懷恩光宣教士,和他意見相同;願意用博物科學,開通民智,表明神的恩典;使人由自然啟示,進而接受特殊啟示。1887年,懷恩光受感在青州開辦一博物院,吸引很多人來看而聞道。1904年,遷往濟南。
1884年,蘇格蘭有人組織聖書公會,購買了機器,卻因故解散;把這批機器捐贈給當時在上海的韋廉臣教士。韋遂聯絡赫德,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等宣教士,組成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9年,同文書會發行萬國公報,由林樂知主編,銷行頗廣,首倡民主,科學,對中國知識分子推動維新,影響甚大。
1890年七月,李鴻章邀約提摩太出任天津時報主筆。同年秋,韋廉臣逝世。同文書會乏人主持。經過赫德會正(董事長)等人商議,請李提摩太繼任督辦(總幹事)。1891年,李往上海履新。這才是最適合於他的工作。
次年,李提摩太寄信給宣教士領袖們,徵求他們的意見,問甚麼樣的書是當前中國最需要的,請求他們幫助譯書,並贊助銷行。那年,林樂知暫時回國,所以他還要統理萬國公報的事務。
1893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有恩科考試。同文書會收到德國教士捐助一千二百元,印刷救世教益,自西徂東及其他書籍,分贈各省舉子,總數達六萬冊之多。
1894年,同文書會的中文名改稱廣學會。泰西新史攬要出版。這是第一部西方歷史巨著。單是免費贈書,費用浩大,總不是辦法。幸有宣教士,外籍基督徒商人,紛紛捐款支助。中國的督撫大臣,知道文字溝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有大量捐款;或定時大批購買。如張之洞,即一次資助印刷費三千兩,一千兩之多。一位英商則遺囑捐助二萬五千兩鉅款,足為廣學會購地建築會所之用。可見他們的高瞻遠矚,知道文字事工影響的偉大。廣學會不僅出版論道書刊,也出版科學新知,政治,文化各種知識的書;李自己翻譯的書,數約達一百種之多。中國官紳知識分子,受感動者不可勝數,其中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光緒皇帝的師傅翁同龢,並皇帝。康有為組織了強學會,極力鼓吹變法維新,總會在北京,在全國各地都市設有分會;並出版報刊,內容幾乎是萬國公報的翻版。康的首席大弟子梁啟超,並且自願擔任李提摩太的祕書,可見其所受推崇之深。皇帝和狀元太師孫家鼐,共同研讀泰西新史攬要,花了兩個月的工夫,御覽全書一遍。
1897年,李提摩太全家離京回英國度假。戶部尚書翁同龢降尊紆貴,親來送行,並贈禮物,孫家鼐也送珍貴花瓶。帝師對宣教士如此尊重,還是前所未見的。
1898年,李提摩太再回到中國,維新局勢似甚樂觀。康飲水思源,舉薦李為皇帝顧問。但百日維新,帶來戊戌政變;因為康等不聽李提摩太改革從緩的教導,終於失敗。不過,李始終以為中國更為適合於君主立憲,不宜躁進革命;更重要的,是應自內心改革,不可爭權奪勢。在這方面,他與孫中山的意見相左,各行其是。
1900(庚子)年義和拳亂的時候,李提摩太在紐約參加世界基督教會議。回到上海,知道教士受難的消息;而山西受李多年的恩惠和教育,遭害業最烈。李雖然傷心,卻仍勸請英國以德報怨,把中國賠款建立山西大學,開啟民智,以避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並資送學生,赴英留學。李親為規劃,聘英教士敦崇禮為校長,並且諮詢校務,前後歷時約十年。
1902年,北京條約議成,逃難“西狩”的慈禧太后帶着光緒回到北京。特別下諭外務部大臣:今後凡有涉及教務事件,着先與李提摩太商議,以保民教相安。可見其公義誠實,受信任之深。1908年,太后與光緒帝先後崩逝。
1910年,清廷頒贈一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勛章,並誥封三代,是宣教士中獲清廷最高榮譽的第一人。他都婉謝了。大清帝國的光榮,也逐漸消褪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
1905年,依季理斐牧師(Donald MacGillivray)建議,廣學會的英文名改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這次的改名,標識着客觀環境和宗旨的調整。李仍然繼續主持了十年。
1915年,李提摩太已經七十歲了。在那時候,該算是很老了。他正式辭退廣學會督辦的職位。
李的元配夫人,於1903年七月因癌症逝世。1914年八月,與一位倫敦會的女醫生結婚。1916年,李提摩太因健康衰退,夫婦同經加拿大,返回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航運漸漸恢復正常。文字的著譯,出版,印刷,在數量和內容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有不少國人經營的出版業興起,如:商務印書館等,規模與技術都有可觀,廣學會的領袖地位,已漸式微。
隨着1919年春天到來,在英國的李提摩太夫婦,又決意再去所愛的中國。但新病舊恙並作,李提摩太於四月十七日離世。不過,自基督教東傳以後,李提摩太無可爭議的,是來華宣教士中影響最大的第一人。他在華逾半世紀的工作,功效長留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