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婁與綠風
楚婁(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康可德(Concord)。二十世紀文明造成災害,心靈和環境的污染,品德的敗壞,崇尚物質,使他被奉為環境保護的先知,和心靈生活的導師。
楚婁的先人,來自法國。在當地受基本教育,繼而進入附近的哈佛學院(後來的哈佛大學)。1837年畢業後,他教過書,但只維持了二星期,還是在極為勉強的情形下挨過的,因為他不贊成體罰,所以辭職。
他與弟弟約翰,依共同的教育理想,開設了一所進步的學校,有三年時間,聲譽很好,成績斐然,得家長的歡迎。只是他的弟弟患病,楚婁孤掌難鳴,不得已而停辦。
1836年,哲學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移來康可德定居,二人建立了一生的友誼。愛默生比楚婁年長十四歲,那位“康可德智者”,自力維生的哲學,影響楚婁很深。他有時打散工,作園丁,或其他體力勞動,只求維持生活,絕不貪積。他說,一年中作六個禮拜的工作,就足以維持簡單的生活。但他對科學很有研究,尤精於數學,有短時間作土地測量的工作,以務求精確有名。
楚婁曾給愛默生作家庭零工,有一段長時間,愛默生出外旅行演講,楚婁照顧他的夫人,如同母親。
作為當時少有的思想家,但他也善於游泳,跑步,更是最出色的健行者;他少出外旅行,只在美國東北部幾州,如果說到國外,曾踏上過接壤的加拿大,最遠到過威斯康辛州;他卻宣稱:“旅行康可德非常之多。”
父親有一間鉛筆廠。楚婁研究了一種鉛芯,幾位專家都說,比得上任何最好的產品,可以賺錢。楚婁以為那就夠了,終生未再製作一枝鉛筆。
他不喜歡給人請赴宴,因為在那種集會,很少個別交談的機會;他以為吃飯只是維生所需,絕不是飽飫口腹之慾,更絕不贊成以高價的美食驕人。在餐席上,問他最愛吃的菜,回答是:“最靠近的。”
1845至1847年,有兩年的時間,楚婁在愛默生的華爾頓池旁林中,自己親手建造了一間木屋,試驗過最簡單的生活方式。結果,產生了一本書:華爾頓,或林中生活(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是楚婁最為人知的作品,精確的,有系統的記述,如何花極少的錢,過儉樸的生活,實現斯多亞哲士的理想,刻苦節慾的原則,證明快樂並不在於物質豐富。
離開林中獨居,楚婁轉而注意社會問題;當時最使他不滿的,是美國政府容忍奴役制度存在,並侵略墨西哥。
楚婁最受人注意的文章,是“公民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原是一篇在康可德學院的演講辭:“個人的權利與責任與政府關係”(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是個比較適合的題目。後來曾稍作修訂再版,也更改題目,有時是刊物的編者所改,大致是把題目改短,或弄得似更為激進。
其開場白非常動人:
我衷心接受那口號:“最好的政府,最少管事。”我深願能見其更急速,更系統化的進行。我相信,最終能達成“最好的政府,全然不管事。”人民應該準備,他們將來的政府會是那樣的。
不論如何出語驚人,不論如何似把現實理想化,楚婁並不鼓吹無政府主義。他所反對的,是專制暴虐的政府,和無能的政府。他以為所有的人民,都有權起來革命,不效忠,並抗拒那樣的政府。
楚婁無兵無勇,也不投票;但敢於以實際行動,不順從和抗議。那時的政府,無端侵凌鄰國墨西哥,他拒絕納稅,表現不同意,不願支持那樣可恥的戰爭,因而入獄。只過了一夜,是一位“無名氏夫人”代他付了欠稅,得釋放出獄。他主張,真正自由理性的政府,“承認個人更高和獨立的權力,政府的權威和能力,是人民賦予的,應得合理對待。”
楚婁的聲音,並未得到普遍的贊同。不過,在楚婁逝世半世紀後,印度的甘地(Gandhi, 1869-1948)受他的影響,師法他,爭取印度從英國統治下獨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京恩(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步他的後塵,進行非暴力的和平抗爭。南非的反種族歧視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更是採取楚婁的觀念為基礎,成功的消除種族分離。
楚婁喜愛自然,在林中獨步,長時靜思,自得其樂,而厭惡伐林取利的人。他說:“感謝神,他們不能砍下雲朵!”現代的“綠色戰士”,着意保護環境者,和擁護自然主義的人,都以楚婁為靈感的泉源。
他嚴肅思想生命的意義,冷眼旁觀,當時的美國人,漸漸步入“鍍金時代”。生命快到盡頭的楚婁,回家照管父親留下的鉛筆工廠,但只要有一口氣在,他總不忘以文為警世木鐸。“無原則的生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是楚婁最後的作品。據說,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編者,接受了他的文章,卻因為有人批評,建議他換個題目。那時,他病重不能起床執筆,口授旁人代他回信,以新標題發表。
他嘲諷以弄錢為樂的各類財迷,他以為人不應該只着意“好職業”,要作好工作。“不要雇用一個為錢工作的人,而要為愛那工作的人。”那時,1849年湧向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掘金,成為熱潮,楚婁頗不以為然。他指出:“沒有人持定真理立場。”他悲悼:“我們還不如畜牲,彼此教導真誠和信實,也不像石頭的安定和堅固。”
無視於當時的尊重教牧,楚婁直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講道人中,道德教師極少。先知受雇為人的生活方式說好話。最可敬的牧師長老,當代的智慧人,以慈祥的笑容告訴我,不要對事情太敏感,聚金才是最要緊的。”
他雖然沒有多積極教導生活原則,卻真實的描述了耶穌的教訓:“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可福音8:36)
當他在世的時候,這不是楚婁作品中最受重視的;現在卻越來越多的人注意,認識其重要和真知灼見。只是可惜少人更進一步,追求認識生命的主,使生活有原則,和更有意義。
楚婁落落寡合,不親而近的朋友,要數愛默生,知他也最深;愛默生敬佩楚婁,以為在實踐生活理想上,比自己更真誠,超越。
可惜,這位年輕的智者,患上了肺癆,在當時算為不治之症。雖然聽從醫生的建議,易地療養,短期間到溫暖乾燥的地方,但未見功效,以四十四歲的英年,於1862年五月六日逝世。那時,為了反奴役,美國南北內戰剛開始,進行正酣,楚婁可能有“但恨不見九州同”的悲感。在楚婁的葬禮上,愛默生說:
他每天面對嚴肅的問題,必須應付,以至不能夠安於專業。他正視查究每一項習俗,要照他理想付之實踐。他是極端的抗議者,很少人像他有那麼多否定的事。他生來不從事專業;他未結婚;他獨居;他從不去教堂;他從不投票;他拒絕繳納州稅;他不吃肉,不飲酒;他從不試吸菸;他是愛自然者,從未用過捕捉機或槍。毫無疑問,他智慧的選擇,作愛思考和自然的獨身者。他沒有弄錢的本事,知道如何處貧窮,而絕不沾絲毫的卑污粗俗。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並不先行宣告,只是事後自許。在日記中,他寫道:“我常自己回憶,如果有舉世最大的財富,我的目的仍是一樣,我的方式也是一樣。”他沒有甚麼試探可抗拒—沒有食慾,沒有情慾,沒有豪奢的戲玩。豪宅,美衣,修飾高雅人士的禮儀和談吐,對於他全然枉費。…
這樣一副苦行派隱士的形象。但他敢於反對錯誤的,他以為說“不”不是為難的事,實際上比說“是”容易得多。因此,有人以為愛楚婁,但難以喜歡他,不能與他把臂談心。
不過,他有同情心,有孩子氣,樂與年輕人在一起,並且能夠感染他們,走上探索理想的道路。
楚婁說:“如果你不種下品格,怎能指望收穫思想?”也許,對於只埋頭鑽求物質的現代人,這話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