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天說地 ✐2006-11-01


中國首任欽差外交大使蒲安臣

史述

 


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舊金山市南二十多哩,有個美麗的海邊小城百靈錦(Burlingame),現在也遠不算大,只有幾萬人口,想來百多年前建立的時候,更比今天小得多。為甚麼取這個名字呢?說起來,地方小,來頭卻不小,是為紀念近代中西外交史上一個特出人物:中國的首任欽差外交特使,卻是個美國人。
  此公的官諱是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於1820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在紐約州新柏林(New Berlin, NY)。184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繼在波士頓執業律師,以能言善辯著名。1853年,當選為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參議員。
  1855至1861年,蒲安臣三度連任國會眾議員(共和黨)。他基於聖經立場,行公義,好憐憫,堅決主張廢除奴役,所以竭力支持林肯(Abraham Lincoln),為競選熱心,不畏人的反對。林肯就任總統(當年的譯銜是“伯令璽登德”),任命他為駐奧地利公使;但因他曾在國會講演,贊成匈牙利革命脫離奧匈帝國獨立,奧國因此以蒲安臣為不受歡迎人物,拒絕接受。這樣,1861年六月十四日,林肯總統任命蒲安臣為駐華公使。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
  在華盛頓的時候,有機會見到英,德,法,俄等強國的外交使節,蒲安臣同他們建立友誼,是以後“互惠原則”的基礎,他反對向中國使用武力,反對擴張租界割據領土的政策。
  1862年七月二十日,美國公使蒲安臣,為清廷接納入駐北京,是第一批獲准居住京畿的洋人外交代表。


赫德 Robert Hart

  蒲安臣抵任以後,不僅主張採取公義外交,並建議中國發展礦冶,延請美國礦採專家,探測煤礦蘊藏。他託由丁韙良(W.A.P. Martin, D.D.)翻譯惠敦(Henry Wheaton, 1785-1848)的國際法初階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政府出資印刷,頒行為教材,以啟迪當時人的世界意識。1865年,他協助籌鋪海底電纜,使電報通訊由廣州至天津;也是他同海關總稅務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贊助設立同文館,以造就外文人才。
  他出身新英格蘭世家,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表現於行為。他身材魁梧,儀表堂皇,而且風度優雅,口才極能動人,又平易善與人交,獲得外交圈的敬愛,和地主國的歡迎信任。
  那時的中國滿清政府,經過連年內憂外患:鴉片戰爭失敗;英法聯軍陷北京,咸豐皇帝倉皇逃難熱河;俄國侵邊等,無不以蒙羞賠款失地為結論,敝弱盡露。洪楊之亂,演成太平天國,持續了十三年,蔓延十多省,鬧得筋疲力盡,才於1864年平息。清廷終於漸漸覺醒,以為“制夷”既然不能,不如改而“撫夷”。又覺得洋人已經洞悉中國虛實,中國對洋人卻懵然不知,以力以理都不能勝人,益感派人出使外國的重要。經徵求封疆重臣曾國藩,李鴻章等的意見,也都以為當行。
  但問題在派誰呢?
  通洋務的人才既少,有的資望不孚,並且有滿漢種族的考慮,政治的矛盾,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應對禮儀,特別是叩頭的問題,跟洋人交往該如何應付?想來想去,竟然乏人可差!


恭親王奕訢

  那時,適美國公使蒲安臣卸任,總理衙門設筵歡送他歸國。席間談話中,主人恭親王奕訢(1833-1898)說了一句:“希望閣下能夠作代表我國官方和非官方的特使,訪問各條約國。”他以為那是善意的好話,依唯致謝,酬錯之間,也就過去了。想不到,幾天後,恭親王轉託英使館中文祕書懇切抒意;蒲安臣十分驚奇,經過審慎考慮,表示接受。
  當時,精明的英國公使阿禮國爵士(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由衷的稱讚說:“對於任何人,這是最高的榮譽;只有他當之無愧。”
  這樣,一切棘手問題都解決了。但對於真誠和任事認真的蒲安臣,是困難的開始。他是個理想主義者,滿腔福音使者的熱誠;但弱國外交,折衝樽俎,已經夠困難的,而所代表的清廷,倨傲無知,還以唯一文明國家自居;如何能不損中國尊嚴,並自己聲譽?注定前途十分艱難。
  1867年(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恭親王奕訢全付儀仗,隆重的親臨美國使館,雙手高捧着黃絹匣,中有黃絹御旨,蓋硃紅玉璽,是蒲安臣的正式任命。
  蒲安臣權充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年俸8,000英磅,所有開支在外),以欽差榮耀身分,率三十人的代表團出使,其中包括:英國駐華使館官員柏卓安,曾任職海關的法人德善,二人為左右協理;另派記名海關道滿人志剛,禮部郎中漢人孫家谷,各加二品頂戴輔助;隨員中還有同文館學生六人,聲勢浩大。
  依現在的人看來,似乎有些奇怪;但在那時,海關總稅務司早就是英人赫德,英人高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的“常勝軍”,在平洪楊的戰爭中,也曾有過卓越的貢獻。現在,外交上任用洋人,有何不可?

  1868年二月二十五日,洋欽差大人,率使團自上海乘輪船出發。
  五月,抵達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州長設宴盛大歡迎,稱讚“最年輕政府的兒子,作最古老國家的代表。”蒲安臣興奮的說:中國已經走上了開放,與各國和平相處並進步的道路。
  離開舊金山,蒲安臣代表團乘船遶南美於六月二日抵華盛頓。次日,與國務卿席華德(William H.Seward)會晤。六月六日,拜會總統約翰生(Andrew Johnson),欣然隆重接見。
  在紐約的時候,蒲安臣代表中國,樂觀的宣告:將來兩國人民,可以自由彼此往來,互通貿易,中國將接受美國光輝的文化,並“將光耀的十字架,遍插山嶺谿谷。”
  七月二十八日,蒲安臣代表中國,與美國國務卿席華德簽訂“中美續增條約”,通稱“蒲安臣條約”,條文說明:美國對中國的發展持不干涉政策,規定兩國互派使節,華人勞工往美國,保證彼此人民可在對方居住,傳教,和留學,並歸化為公民等。這似乎是那時代唯一的平等條約。清廷上下對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條款,特別贊賞,對該約的合法性未加以否認。不過,後來的執行,才是真正的問題。目光短淺的政客,懷有種族歧視,每予阻難限制。
  在美國的外交活動,十分順利完成,蒲安臣一行歡然登船往歐洲。
  九月十九日,抵達倫敦。十月二十日,在溫莎宮獲維多利亞女王接見。在十二月底,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克萊蘭頓(Lord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larendon, 1800-1870),蒲安臣提出“互惠政策”,英方原則上同意,不施行壓迫中國進步,不違背其意願與獨立安全;中國當履行條約義務;英國只在僑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
  1869年一月二日,蒲安臣等到達普法戰爭威脅下的巴黎。法皇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 1808-1873)接見代表團,表明與英國的立場相同。代表團在法國期間,受到良好的外交待遇,但沒有具體協議。
  至德國,會見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俾斯麥對中國頗有好感,當時德國統一尚待穩定,因應歐洲複雜問題,不暇東顧,發表聲明:願完全尊重中國意願,彼此交往。
  此後其餘的時間,遊歷瑞典,丹麥,荷蘭等國,因為沒有修約和棘手的交涉,使團有一段安適悠閒。


沙皇亞力山大二世

  1870年二月一日,到達俄國。在聖彼得堡,於二月十六日,獲沙皇亞力山大二世(Aleksandr Nikolayevich, 1818-1881)接見。其人想作偉大的歷史人物,而不是偉大的人;在國內有日益高漲的“人民意願”組織反對,致力對外擴張:既蹙於歐洲,就侵略軟弱的中國。他避免談及中俄疆界糾紛,而大言美俄關係,真正“不着邊際”,使代表清廷的蒲安臣大為尷尬。勞頓加上冒寒犯冷,次日就病倒了,診斷為急性肺炎。他仍然扶病看報紙,注意俄國局勢的發展,日夜焦慮,病勢日增,終於不起。在一週後,薨逝於聖彼得堡。
  據同行的志剛記述:“蒲使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鬱愁悶而不可解;兼有水陸奔馳,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捐軀於異國。”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志剛等於其薨逝後,即給遺屬銀六千兩治喪。清廷為酬庸其“為國效力”,並追念其在美國駐華公使任內“和衷商辦”,特“加恩賞給一品銜,並頒卹銀一萬兩。”
  使團離俄以後,又繼續訪問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然後,於1870年十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總算不辱使命。
  1871年,清廷在英國和法國分別設立公使館,作為正式外交代表。至1878年,駐美國使館也成立。


海宜斯總統
Rutherford B. Hayes

  不過,美國歧視華人的逆流,並未消弭。1880年,國會通過限制華人移民的法令,以道德和廉正知名的海宜斯總統(Rutherford B. Hayes, 1822-1893,在任1877-1881)堅持履行蒲安臣條約,予以否決。但以後的克里夫蘭總統(Grover Cleveland)和海利生總統(Benjamin Harrison),並他們的下屬,初則規定華人離境不得復來,繼則歧視侮辱“華人在文化上不能融合於美國社會,並帶來道德和身體的疾病”,禁止華人移民。
  任何事情的初創,都要經過痛苦。在十九世紀,國家主義猖行的時代,對平等外交的觀念,還在遙遠的將來,蒲安臣懷着理想的出使,實在是走在時代的前頭,在溝通中外關係上,有其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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