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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中國內地會創始人

于中旻

 

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戴德生把十英磅微小的款項,存入倫敦的銀行。這仿佛是信心的種子。到四十年後,他逝世的時候,他從那銀行裏,憑信心源源提取了許多倍的款項,供應在中國的宣教事工。
六月二十五日,是中國內地會正式創立的日子。今天,一百四十年之後,這個機構仍然存在,日見增長,工作且及於世界各地。他們仍然愛中國人。(編者)


戴德生

  到達中國以後,已經三年了。二十五歲的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仍然飄流無定,沒有可以稱為自己的宣教基地,當然也沒有家。
  在寧波,有個英國的艾德錫(Mary Ann Aldersey)女士,開設第一所在中國的抗羅宗女子學校;有孤女碧蘿拉和馬利亞黛爾姊妹二人(Burella & Maria Dyer)幫助她。
  1857年三月,戴德生到寧波去,遇見了妹妹馬利亞,後來彼此通信。姊妹二人一同去告訴艾德錫。想不到那位老小姐發起脾氣來說:“那個戴德生!年輕,貧窮,無所倚靠的無名之輩。他怎敢想吃天鵝肉。當然,必須立即決斷的拒絕!”後來,她更說:“黛爾小姐和那個戴德生不是同一社會階層。她有固定的收入,良好的教育,有才有貌,不缺門當戶對的上流男士。”
  戴德生想:不錯,他學醫學,沒有畢業作合格醫生;作宣教士,卻不是按立的牧師。現在,又因為原則不同,退出差遣他的中國宣教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CES)。除非樂意犧牲,甘心走十字架道路的女子,誰肯跟他同負一軛?但馬利亞就是那女子,不嫌他貧窮,願意同過信心的生活。
  戴德生寫信給馬利亞的監護人,舅父坦恩(Mr. Tarn),得到他的同意他們訂婚,於1858年一月二十日結婚,是馬利亞滿二十一歲成年後四天。
  1865年六月,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在倫敦正式成立。這個名字,說明創立的心志:把逢迎傳向基督的名未被稱過的中國內地。戴德生夫婦卷土重來,帶着四個孩子,率同十八名宣教士,從英國於1866年五月二十六日,乘船開航,是到那時為止,最大的一批來華宣教團。到戴德生離世時,內地會在華宣教士有八百人以上,並有二千華人教牧同工及女傳道,在一千個教會和宣道站工作;憑信心從主所得的費用,共逾一百五十萬鎊。


二十一歲的戴德生

  1853年九月十九日,二十一歲的戴德生,急欲去中國傳福音,來不及等待完成醫學訓練,就登船出發。1854年三月一日,在上海登岸,踏上了中國的土地。正是太平天國和清軍在上海的攻防戰。槍彈在他的頭頂上呼嘯飛過,他夾在中間,親眼見到人罪心的愚昧,和戰爭的殘酷。
  他有受苦的準備,卻不曾想到要經歷戰爭的危險。但他艱苦的努力工作,受挫不休;從上海近郊,到江浙各地。
  戴德生不僅學中國話,他還決定改穿中國衣服,並蓄起辮子,吃中國飯,表明尊重中國文化,與當地人認同,以減少種族的分別,消除衝突。當他把這新觀念付諸實踐的時候,在外國人的圈子裏,引起了相當的衝激。
  1855年,在上海,戴德生遇到了無畏的蘇格蘭人賓為霖(William Burns),第一名英國長老會在華的宣教士。賓為霖是當時英國有名的佈道家,甘願來華開荒佈道。他比戴德生大十三歲,在華已經七八年,是識途老馬,德生把他當作屬靈的父親。二人十分投契。
  有一位基督徒船長鮑爾斯(Captian Bowers),談起汕頭對福音的需要,二人同有感動去汕頭工作。鮑爾斯給他們免費船位,載二人去了汕頭。在那裏,他們合租了一間簡陋的小屋同住,一同出外工作。後來,那裏的地方官患病,久治不癒;聽到戴德生能用西藥醫病,請他來試,果然不久痊愈了。為了感恩,給他們幫助,工作和居住環境大有改善。二人認為配搭由賓為霖傳道,戴德生醫病,是傳播福音的好方法。於是,決定戴德生回上海,取來寄存的醫藥及器材,一同工作。那知,到後發現他存的器材,大部分被火焚燒;剩下的被一名中國佣人偷走。不久,收到賓為霖的來信,兩名中國基督徒同工,因傳福音被進監獄;賓為霖則被廣州英國領事看管,警告不得任意傳福音。
  戴德生去了寧波。在那裏帕克醫生(Dr. William Parker)家中,和馬利亞.黛爾由結識,而結婚。
  1858年八月,帕克醫生的妻子,猝然患霍亂去世。悲痛的帕克,決定帶孩子們回英國,交給他們的祖父母撫養。因此,要求戴德生接辦醫院和藥房的工作。他接受了。那不僅要負責診治病患,給予藥品,還有每天全體上下的鉅大費用。
  幾個星期後,廚房的人來說:“我開了最後一袋米,不用多久就要完了。”
  戴德生說:“那是說,神的幫助就快到了。”
  那袋米還沒用盡,柏格(William Berger)從英國來了一封信,內附五十英鎊。信中說:“有一個沉重的擔子,落在我身上。家父去世了,留給我相當鉅大的財產,需要為主用。我所有的已足,不願再提高自己的生活花費。請你在禱告後,費心寫信詳細告訴我,你能否更多的用在有益的事工上。”
  戴德生和他忠心的小基督徒團體,歡喜感謝真神的大能和大愛。他樂於代負柏格的擔子,也減輕了內地會經濟的擔子。
  不過,經歷六年在華的生活工作,他本來就不太健壯的軀體,已瀕臨崩潰邊緣,必須回國休養調治。1860年七月,戴德生夫婦由上海乘船回英。同行的有一個寧波華人王來俊,預備在英期間,一同修譯正確的寧波方言聖經。
  1861年一月,戴德生作了一次徹底的健康檢查。倫敦的醫生坦白告訴他:如果回到中國,就是去送命!

  醫生的警告,並不能取消神的應許。他需要的是等候。這段時期是戴德生演化的時期。
  他與王改進寧波方言新約聖經譯本,也預備一本聖詩集。同時,覺得有主的引導,他到倫敦醫院,去修完醫學課程。
  1862年,戴德生醫生考試通過,成為英國皇家外科學會會員(Member of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MRCS),並獲助產執照(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Licentiate in Midwifery, LM, RCS)。
  戴德生覺得神增加他對中國的負擔:到那時為止,外國宣教士只在沿海的七個省份,向一億八千五百萬人口工作;而內地的十一個省,還沒有福音使者的腳蹤,二億多的靈魂,在黑暗中沒有真光。他長久的與神掙扎,最後降服下來。
  1865年六月二十五日,他向神祈求二十四名有同樣負擔的工人:每省二人,蒙古二人。二天後,戴德生去倫敦市郡銀行(The London & County Bank),由皮爾司(George Pearse)陪同,開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帳戶,首次存入十英鎊。
  照內地會的規章,以向中國內地傳福音為宗旨;戴德生自己是衛理會和弟兄會信仰背景,但接納任何宗派的信徒,並不要求申請者有高深的教育,並且接受單身女子。宣教士必須接受中國文化,穿中國式的衣服,教堂建築採中國傳統形式。工作方向由在工場的主任指導裁決,不是請示在倫敦的董事會。柏格同意為在倫敦的代表。另一原則是內地會在任何情勢下,絕不舉債,不募款,全然倚靠神。戴德生常說:

  “照神道路作神的工,必不缺乏神的供應。”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supply.”

  在這期間,戴德生寫了一本小冊子: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指出中國每天有三萬三千人死亡,每年有一百萬人死亡,他們滅亡沒有基督救恩。初版三個星期內售罄,需要再版。
  到1866年一月,各地對戴德生講演的要求,紛紛而來;申請作宣教士的人因而很多,必須慎收精選。結果,收取了十八人,於那年五月二十六日,乘蘭默梅Lammermuir)號帆船啟航。這標識着一個信心差會的開航。
  經過了海上的風浪,終於到達上海。停留幾個星期,每人都製備中國裝,蓄起髮辮。報紙謔稱他們為“豬尾差會”。

  十月二十日,他們集體出發往杭州。在那裏,戴德生預備建立內地會的戰略性基地。
  只三個月後,他們當中的倪可勒(Lewis & Eliza Nicol)夫婦,即受英國聖公會宣教士的影響,拒絕穿中國衣服,而恢復穿西裝;並且散播毀謗戴德生的假話。經勸告無效,戴德生即採取斷然行動,辭退他們;另外三名單身女宣教士,也自動退出內地會。這風波使戴德生極為憂傷。
  1868年四月十日,戴德生率領着幾名宣教士,向蘇州進發。從那裏,更北上抵達揚州。八月二十二日,當地的士紳唆使暴民,鼓噪圍住內地會宣教站。看到情勢緊張,戴德生冒險同另一宣教士去到衙門求援。孫大人拖宕推諉,戴德生不得不警告他事態的嚴重,和他應負的後果。二小時後,守備才率兵去鎮壓,驅散暴民。宣教士們有的被毆打負傷,宣教站部分被焚毀。
  戴德生和同工們,退到鎮江。九月八日,英國領事麥華陀爵士(W.H. Medhurst)聞訊,從上海乘船,率一隊海軍陸戰隊士兵,並有法國軍艦和領事,逕往揚州衙門。他們勒令孫知府同往南京,面見總督曾國藩。曾謙恭接見,但炮艦離去後,不肯履行英方所要求的條件。
  十一月,英國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爵士,派五艘炮艦溯江而上,要求履行所作承諾。十一月十八日,揚州的宣教站由當地官府撥款修復;為首的肇事者受懲治;並由官紳陪同戴德生和麥都思,在通衢大道游行,兩名前導宣告:“所有人民聽真:不得冒犯外國人,不得稱他們‘洋鬼子’,要稱他們為大人!”
  揚州事件由暴起到平息,沒有造成人命損失;如果不是戴德生應變迅速,初設立的內地會,可能會連跟拔起。不過,英國國會上議院,於1869年三月,辯論此次事件。有人認為在華宣教是不必要的麻煩,可能記怪戴德生明言反對販賣鴉片;趁機責駐在當地領事代表,無權輕易採取軍事行動,將釀成戰端。輿論推波助瀾,過分批評,造成內地會一時的經費困難。
  同年四月,戴德生經歷屬靈的危機。他感覺自己的罪難以對付,缺乏持久的聖潔。在長久掙扎中,九月四日,收到麥克萃(John McCarthy)的信,指出“成聖是在主的恩典中生活。不是自己掙扎,是住在祂裏面;仰望祂,倚靠祂的大能。”這是“與耶穌的合一”,是真實的安息。戴德生歡呼得到釋放。
  那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到柏格從倫敦來信說:喬治穆勒(George Muller)索取內地會所有三十三位宣教士的名單,為他們個別禱告。同時,也收到穆勒來信,鼓勵他們的事奉,並給每雙夫婦及單身宣教士,各附有支票。以後,慕勒每年捐助給內地會二千英鎊。這不僅及時紓解了內地會的經濟困難,那位信心偉人的支助和認同,也使這些遠在異地的戰士,得到鼓勵和溫暖,士氣大為提高。
  1870年初,戴德生夫婦決定,把他們四名年紀較大的孩子,送回英國受教育;巴愛梅(Emily Blatchley)宣教士志願負責伴送他們。不久,多年忠誠的朋友柏格,因年高辭去在英國代表的職任,即由愛梅繼任。
  七月,一同生活事奉了十二年的妻子馬利亞,離開了他逝世。內地會創立了還只五年。戴德生沒有時間悲傷,再次奉獻自己,繼續努力工作。
  在妻子逝世後一年,1871年夏,戴德生帶着二歲的兒子查理(Charlie)返英國,同行的有梅冬斯夫婦,和女宣教士珍妮富丁(Jennie Faulding)。海上長途航行,雖然費時也不便,但同舟共濟的相處中,愛情萌生並滋長;到倫敦後,三十九歲的戴德生同二十八歲的珍妮,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結婚。
  次年十月,夫婦返回中國。那時,各地的宣教士,在艱難中情緒低落,信徒軟弱退後。戴德生夫婦巡視各地宣教站,鼓勵同工和當地信徒,靈命大得復興。
  1874年四月,內地會的經濟繼續拮据。戴德生說:“銀行帳戶只有二十五分,加上神全部信實的應許。”
  六月,戴德生從梯子上跌下受傷。八月,夫婦二人乘船返回英國。抵岸後,悲哀的信息在等待他們:當他們還在海上,愛梅因肺癆去世。
  戴德生受傷的下肢,情況惡化,幾乎癱瘓,必須要臥床休養。但他仍然奮力寫作,為中國內地一億五千萬靈魂請命,求神差遣十八名拓荒佈道者去中國。信息在幾個刊物發表。
  1875年,戴德生開始中國億兆China's Millions)期刊,是內地會的喉舌,推動國人對宣教的興趣。
  不久前,珍妮富有的舅父去世了,留給她四千英鎊的鉅額遺產。她收到款項後,全部捐獻給內地會。
  戴德生的健康慢慢恢復。他漸能下床,進而行動如常。
  1876年二月,戴德生率同二十名新舊宣教士,乘船航向中國。
  1877年底,戴德生夫婦再回英國。珍妮顯明很為能幹,性向會獨立任事。1878年四月,因為戴德生本人不能離開,由她率七名年輕宣教士到中國去。那年,內地會增加了約三十名新男女宣教士。到第二年春天,戴德生才可以再去相聚。
  內地會的事工繼續發展。1881年夏天,珍妮回到英國。十一月,戴德生和宣教士派洛特(A.G. Parrott)談論工作的展望,忽然路加福音第十章1節主差遣七十人的事,進到心裏。戴德生覺得是神的感動。他們回去和同工說起,每天為求神差遣七十人禱告。
  有人說:“到那一天,我們這些人將要分散了;何不趁現在大家先獻上感謝?”於是,全體同意先行讚美。
  1882年一月,戴德生起草一封致英國教會的信,由七十七名同工宣教士簽名,籲請派遣七十名宣教士。
  起初,反應並不甚熱烈,只有十一名新宣教士,加入內地會。到1883年春,戴德生回到英國。那時,內地會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邀請講演的信,紛至沓來,應接不暇。倫敦大都會會幕堂的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請戴德生去講道;他也在特別聚會中任講員。他並不為內地會請求捐款,會眾卻盡力奉獻,更有人奉獻自己,參加中國內地宣道的工作。那年,有二十名新宣教士啟程去中國。1884年,又有四十六人。求七十名新工人;神竟然給他們七十七人。同工的宣教士,得以增加了一倍。
  1885年一月,戴德生啟程往中國,“劍橋七子”同行,是七名劍橋大學的學生,出身上等家庭,奉獻去內地窮鄉僻壤吃苦傳福音。因為工作擴展,人員增加,必須設立地區監督;司提芬生(John Stevenson)受任為戴德生的助理總監。
  工人增多,工作也迅速向內地開展。1886年夏天,戴德生去山西省,看到宣教士同當地信徒,協和同工。他與劍橋七子之一的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步行二十四天,到達漢中,觀察入四川的可能。途中有好幾次面臨激流河水,運動健將包春圃,把戴德生馱在肩上,涉水而過。
  在旅途中,有時人煙稀少,食物缺乏。有一天的上午,他們甚為飢餓。戴德生忽然說:“主啊,我們感謝你,賜我們的飲食。”
  章說:“戴先生,那裏有食物?”
  戴笑着說:“天父知道我們飢餓,食物還會遠嗎?不過,我已經先感謝了,到時候就可以吃;你要先感謝才可以吃。”
  不久,來了一個賣粥的,二人得飽餐一頓。
  在同行的路程中,章必成也看見戴德生靈修生活的紀律。他每清晨天還未亮,就起來點蠟燭讀聖經禱告一小時;不論客棧如何骯髒,環境如何吵雜,他總是保持定時的靈修。
  1886年十一月,內地會中國議會在安慶開會,助理總監司提芬生提議,禱告求主在明年差遣一百名新宣教士。全體禁食禱告,相信神已經垂聽。只在上海有一位資深宣教士,同意神會賜下多名宣教士,但認為一百的數目雄心過大。戴德生告訴他:“你要來歡迎一百名中最後的一人。”
  1887年二月,戴德生返倫敦,在各地教會講道。申請加入內地會宣教陣營的,有六百人。經過慎選,接受了一百零二人。那位資深宣教士,在上海歡迎第一百名宣教士。
  那年秋天,美國的福洛斯特(Henry Frost)寫信到英國,邀請他在尼亞哥拉湖(Lake Niagara)聚會並慕迪(Dwight Moody)的北原(Northfield)退修會中講道。結果,有四十名美國宣教士加入內地會。北美議會也成立了。
  從麻薩諸塞州北上,到多倫多。有一篇雜志的文章說:戴德生貌不出眾,口才平凡,聲音不宏亮,只是一個看來可親的英國君子。戴德生笑着說:“實在不錯。神就是藉眇小人物,顯明祂是偉大的神。”
  1888年六月二十六日,反鴉片聯盟及國家正義組織成立,成員中有多位宣教士,包括戴德生,成為弱小民族的聲音。
  返回上海後,戴德生於1889年底,訪問北歐宣教差會。參加聚會者甚為擁擠,並晉見瑞典的蘇菲亞(Queen Sophia)女王。有五十名北歐宣教士,加入了內地會的中國工場。
  1890年秋天,戴德生往澳大利亞,推動宣教事工。
  次年,從美國,歐洲和澳洲來的宣教士,有七十八人。
  1900年春,戴德生在紐約卡內基大廳,向來自一百個差會的三千五百聽眾講道。
  五月,他到波斯頓的聚會講道。在聚會中,他似乎失去了思路,不自禁的一再重複着說:“你只能不充分信靠神,絕不能過分信靠祂。‘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為祂不能背乎祂自己。’”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講道。
  美國的一位聖經教師皮爾生(A.T. Pierson),看出了是部分精神崩潰的徵兆,立即接過了講道。後來,皮爾生說:“那是他終生致力和信仰的中心,在此開始,也在此終止,不僅是預言性,也有詩意。”
  珍妮伴他去瑞士休養。六月裏,中國義和團事件爆發,在歸正教中,內地會損失最嚴重,有五十八位宣教士,同他們的二十一名孩子殉道,華人信徒被殺者更多。當時,這些事戴德生並不知道。當然他不能自己執筆,由珍妮代他寫信,安慰激勵同工們。後來,他漸漸恢復,明白發生的事,他說:“我不能讀;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禱告;但我能夠信靠。”
  回到英國後,他漸漸復原。至1902年,戴德生夫婦再到瑞士日內瓦湖邊休養。他能夠欣賞花木,仰觀夜星,並重拾起攝影;也漸能讀書,在1902年,讀完了聖經;那是他四十年來的第四十遍。
  1903年七月二十九日,戴德生的妻子珍妮逝世。
  1905年,那病弱又孤獨的偉大老人,仍然不能忘記他所愛那遠方的土地和人民,由他作醫生的兒子陪同,再到中國。
  那是他第十一次到中國,也是最後一次。
  六月三日,在長沙內地會所,為他舉行盛大的歡迎會。當晚,戴德生離開世界,被歡迎進入天上。他的遺體埋葬在鎮江的墓地;他的妻子馬利亞,葬在那裏;四個孩子葬在那裏;現在,中國內地會的創立人,把福音帶給十一省千萬華人的福音使者,葬在他們旁邊。他曾說過:“我若有一千英鎊,中國可以全部支取;我若有千條生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他遺下的身體,也埋在他服事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土地上。
  何斯德(Dixon Host)接續了中國內地會總監。工作的主自己繼續引導內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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